A7：要闻
□张伟进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提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这一重要部署深刻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理论创新向实践深化的内在逻辑，不仅着眼于环境质量指标的持续改善，更致力于推动生态文明理论的系统创新和制度体系的成熟定型。“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阶段，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绿色化、低碳化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美丽中国建设正处于从量变积累到质变跃升的关键节点。深刻把握这一战略部署所蕴含的理论逻辑、实践路径与制度保障，对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
生态环境改善赋能民生福祉与共同富裕。生态环境质量的全面改善是“十五五”时期美丽中国建设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内在要求，其价值根基深植于环境正义与民生福祉的辩证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一科学论断深刻揭示了优美生态环境作为基本公共产品的属性，阐明了环境质量与民生改善之间的本质联系。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人的全面发展内在包含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环境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正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具体实践。在方法论层面，生态环境质量提升亟需系统思维的引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理念，是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原理在生态治理中的鲜活运用。这种系统思维强调对自然生态各要素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超越了传统碎片化治理模式，实现了从局部治理向系统治理的重大飞跃。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求日益增长。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能够显著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绿色发展驱动经济体系全面变革。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也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核心路径。加快绿色低碳转型，能够以更少的资源能源消耗、更低的碳排放和污染排放实现更高质量的价值创造。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绿色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底色”，旨在发展绿色低碳产业、促进绿色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指明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突破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对立的传统思维，指明了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路径。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绿色转型的核心在于重新界定保护与发展的关系，推动二者从相互制约转向协同共赢。创新驱动的绿色转型能够将环保减碳与经济增长转化为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看，绿色转型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系统性变革，通过变革生产方式推动生产力向绿色低碳循环方向演进，同时调整生产关系，完善生态补偿、碳定价等市场化机制。绿色转型不仅是技术革命，更是深刻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十五五”时期，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将加速成为普遍形态，需坚持全面转型、协同转型、创新转型、安全转型，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构建“政府引导—市场驱动—社会参与”的多元协同治理体系，完善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培育绿色文化，使绿色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追求。
治理体系现代化支撑绿色转型行稳致远。健全的制度体系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根本保障。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作出重点部署，为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指明了方向。中国生态环境治理正经历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深刻转变，强调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已初步形成涵盖目标评价考核、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补偿等在内的严密制度体系，体现了“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坚定决心。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体系的健全，如排污权、用能权、用水权、碳排放权等市场化交易机制的完善，能够有效促进要素优化配置，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化赋能是提升环境治理能力的关键举措，通过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智慧环保体系，实现环境监测、监管、决策和服务的精准化与智能化。“十五五”时期，需通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构建更加成熟定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坚实持久的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