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副刊·龙水湖
□杨福成（山东）
“玩好玩儿”，虽然是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却玩意万千。
先说这“好玩儿”三个字，原是顶活泼、顶有生气的话，到了今人嘴里，却往往失了味道。我们总说某样东西“好玩儿”，大抵是它能给我们即时的、浅表的快慰，像一阵风，拂过便算了。
再说王世襄先生那句“玩儿都玩不好，还能做什么呢？”里的“玩儿”，却是沉甸甸的，有分量，有筋骨。这便不是“好玩儿”，而是“玩好”，前者是被动地消遣，后者是主动地创造，是于无用处安顿身心，于有闲中见出真性情。
王老爷子的一生，便是这“玩好”二字最淋漓的注脚。他架鹰逐兔，养狗猎獾，秋斗蟋蟀，夏养鸣虫，那些在常人看来不过是纨绔子弟的玩意儿，在他手中，却都成了可以穷尽一生去钻研的学问。你看他写《蟋蟀谱集成》，养小虫的葫芦要讲究“紫、润、坚、厚”，连一把“起盆”的草茎，都需用特定的“筒子草”，在立秋前采收方得其韧性。这份考究，哪里是“玩物丧志”四字可以轻飘飘概括的？这分明是格物致知的精神。他将“玩”从一种轻浮的娱乐，提升为一种严肃的生活美学。在他那里，玩不是生活的调剂，而是生活本身最醇厚的底色。人若不能在“玩”中寻得一点超脱功用的专注与欢喜，那生命便真成了一部只为生存而转动的枯燥机器了。
由此想来，我们今日之所谓“玩儿”，实在是有些潦草了。我们的娱乐，太多是被填喂的，是屏幕里流光溢彩的虚影，是算法精心算计好的刺激。我们忙于在虚拟的世界里“打卡”，却忘了如何在实际的生活里“打趣”。我们似乎拥有无数种消遣的方式，心灵却依旧感到空洞乏味。我们追逐着“好玩儿”的浪潮，一浪接过一浪，却从未在一件事上沉潜下来，将它“玩好”。王世襄们玩儿的，是物与我之间的交感与默契；而我们玩儿的，常常只是与一个发光屏幕的孤独对峙。
真正的“玩好”，里头是藏着哲理的。它要求你全身心地投入，忘却时间的流逝，达到一种“心流”的状态。这状态，近乎于艺术的创造，也近乎于禅的修行。譬如古人抚琴，不只是拨弄丝弦，更要讲究环境、心境、衣冠，甚至听众。一曲《高山流水》，弹的是琴，见的却是胸中的丘壑。又譬如日本的老匠人，做一枚点心，捏一把陶壶，其虔诚与专注，与高僧面壁何异？这都是在“玩儿”，但玩儿的背后，是对生命秩序的敬畏，是对完美一丝不苟的追求。这样的“玩儿”，才养人，才润心，才能让一个人在喧嚷的尘世里，为自己筑起一座安宁的精神后花园。
王世襄先生那句话，之所以隽永，之所以有趣，之所以有意思，正是因为它道破了一种被我们久已遗忘的生活智慧。人生在世，若不能在一两件“无用之事”上找到纯粹的乐趣，并把它做到极致，那么，那些“有用之事”的奔波劳碌，其终极意义又在哪里呢？“玩儿都玩不好，还能做什么呢？”这话问得天真，像个孩子，可细一想，又深沉得像个哲人。它仿佛在说，一个人若失去了游戏的能力，便也僵化了创造的能力；若不能再为无意义的事而欢欣，那生命最终的意义，恐怕也便要落空了。
寻常日子，楼下的车流声日复一日地嗡嗡作响，像一条永不疲倦的河流。我常常想起童年时，在乡下老家，于夏夜的草丛里屏息凝神，只为捕捉一只萤火虫的情景。那时的快乐，是那样地具体、饱满而专注。或许，我们真该从这纷繁的信息与物欲中，暂且抽身出来，寻一件无功利的小事，认认真真地“玩儿”上一玩儿。不必是架鹰养鸽那般宏大，哪怕是学着辨认几颗星辰的名字，耐心地养一盆苔藓，或是笨拙地临摹一幅字帖。在这“玩好”的过程里，我们或许能重新触摸到那个久违的、鲜活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