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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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不寒
读一部文学作品，完全可能是为了纯粹的审美愉悦。那些奇异的幻想故事，跌宕婉转的情节，风格化的修辞，对灵魂深渊的勘探，总是能从不同方面满足我们的阅读期待。然而，面对一本他人的家族史和回忆录，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提出的那个问题就变得更为严峻了：“如何读，为什么读？”
是的，我们面对的是这样的情况：书里面是一群陌生人；他们生活在已成为过去式的时空；他们创造的事业看起来也并不惊天动地，更没有和我们的生活产生明显的关联；更何况，他们之间的温情脉脉是基于一种内部亲情，在他们面前，我们不过是外人而已。
布鲁姆的问题并不一定有确切答案，却打开了这扇进入《长辈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版，以下简称《长辈的故事》）的方便之门。既是出于无奈，也是基于一种逍遥的哲学，中国人总爱把历史和人生比喻成一场大梦。祖籍云南的香港学者熊景明，即这部书的作者，恰是以梦境作为开头来表达对亡母的思念，继而转入到关于母亲一生的记叙之中。由母及父，到外婆、四姑奶奶、二姨外婆、二姑姑、二舅、三舅、六姨、七姨、干爹和表伯叔、于叔叔，再到曾祖父、祖父和外公，十余位亲人在书中次第登场，最终编织出一个云南大家族的复杂网络。从作者曾祖父熊廷权出生的1866年开始算，该书的时间纵跨一个半世纪，几乎与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变革时期相重合。这一段光阴，既是熊氏家族几代人浮沉聚散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国家转型的一个缩影。
作者在书中曾引曾祖父熊廷权的诗句：“剖出家书鲤一双。”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家书的质感。书中文章不仅仅是对家人生活的记叙，还流露着作者对这些家人的情感和心绪，且时而涉及对当时种种时局的回顾与分析，如同写给各个家人的长信。熊廷权是这个大家族的灵魂人物，他曾在清朝做过数任县官，后于1919年任腾越道道尹兼海关监督。他“变卖田产及曾祖母的首饰，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送到欧美留学”，这一创造性举措，为熊家多位儿女在日后走向海外打开了大门，其中就包括本书作者熊景明女士。
同时，熊廷权对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欢迎也影响到了后辈子孙。无论是在时政、社交还是娱乐方面，熊家人多有弄潮者。譬如，作者的父亲熊蕴石在摩托车首次在昆明出现时即购买一辆；祖父熊光琦在20世纪20年代便撰写了《云南全省暂行县制释义》；外公苏涤新曾与友人庾恩旸结为连襟，在昆明共同举办新式婚礼。也许不太容易想象，作为祖国边陲之地的云南，在20世纪初期竟如此得风气之先。作者在谈到父亲的青年岁月时，有这样的描述：“在他们看来，西方的东西新鲜而不怪异，引人入胜的西方小说中的是非观、好人坏人的标准和传统中国没什么不同。对包办婚姻等旧礼教的批评早在他们的父亲一代就有共识，连祖父也无异议。”
可见，从《长辈的故事》一书中，可以窥见某些被正史忽略和遮蔽的生活细节。这些细节有助于读者从微观处和具体处感受历史变革的轨迹。作者在一篇代后记的访谈中说：“2000年初，个人回忆录、口述历史的出版越来越成气候。作者大多是经历抗战、内战，以及之后中国不平静的年代、穿越大苦大悲之人。他们的真实经历、故事常常超出作家的想象。”这句话或许包含了维护自我文体合法性的成分，但该书基于真人真事的书写所提供的真实感，小说的确不可与之同日而语。
曾几何时，文学作品扉页，尤其是影视剧片头，常常见到“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的声明。然而，近年来，风气悄然转变，“改编自真实故事”成为新的卖点。这一转变饱含着大众审美趣味的变迁，在更深层次，则揭示了在某种暧昧的文化氛围中人们对真实处境的关心——包括《长辈的故事》等家族史在内的非虚构写作的兴起，与之亦不无关系。
看起来，精描的社会细节，鲜活的历史血肉，真实的人物情感，似乎就是这本书能够提供给我们的特殊经验，而这种经验是小说和“正史”所欠缺的。然而，这些恐怕并不是这部30万字的作品的全部意图。事实上，通过精心塑造的系列人物形象，构建出一个既体现传统家族伦理又彰显现代知识分子气质和品位的理想家族图景，乃是这本书的深层叙事意图。这一意图解释了该书何以在不经意间暴露出为尊者讳的行为，以及在史料模棱两可之处，作者何以会倾向于拔高她的传主。这些弱点，还导致行文出现了某些含糊之处。
任何叙事文本都是镜像，能提供一种关于读者自我以及关于写作者的认识。老话讲得不错，读书说到底是在读我们自己，但同时，也是通过写作者的眼睛去观察另一种可能。从这一场“滇池百年家族往事”中，我们偶尔会看见自己家庭和亲人的影子，也时而意识到时代洪流中个人命运的戏剧性和荒诞性，更能看到边疆地方一个主要由官僚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大家庭如何“四世同堂”，又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如何地风起云散。作者以细腻的笔触还原历史细节、精心构筑家族记忆和形象的书写姿态令人动容，但这也意味着，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需要保持必要的清醒和批判的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