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综合
□新渝报记者熊敏秀罗婷婷
杨光宇：文物保护路上坚守29载
1995年，杨光宇从军队退役后走上文物保护之路，将满腔热血倾注于大足的文物保护工作之中，一干就是29个春秋，他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坚持与执着。
杨光宇表示：“军旅生涯是我的前半生，文物保护是我的后半生，它们合在一起，我的人生才算完整。”
杨光宇与文物的不解之缘，源于他自幼在宝顶长大，深受大足石刻的熏陶。而他的父亲，作为大足石刻研究院的一员，更是为他种下了文物保护的种子。文物事业于他而言，不仅是“子承父业”的事业传承，更是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守望。
2007年至2012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号角吹响。在大足这片广阔的土地上，杨光宇和其他普查队员一起，以一辆长安车为伴，穿梭于乡村山岭之间。公路不畅、烈日炎炎、长途跋涉……这些困难在他们眼中，都是通往历史真相的必经之路。
“当时大足一共有3个普查小组，每个小组3个人，但却只有一辆长安车作为交通工具。在需要分头行动完成普查任务的时候，一辆车根本无法满足需求。再加上当时道路体系不完善，车辆能到达的地点与文物点相隔甚远，所以我们的双腿就变成了最得力的交通工具。”杨光宇说。
杨光宇永远记得高坪镇玉皇庙文物点，村民口中“不远，就在对面那个山坡”，调查小组却过山坳、爬陡坡，来回走了整整三个小时。
“看似近在咫尺，实则路途遥远。但只要有文物点存在，无论是山崖还是险坡，我们都会一步一步走过去。”杨光宇提起这段难忘的“三小时之旅”，眼中闪烁着回忆的光芒。
除了路难走，在普查之初，和村民的沟通交流也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那时候，第一次进行野外调查的杨光宇还是属于“学术派”，向村民询问文物点时用的都是书本上专业的“清墓”“明墓”。可是，很快他便发现，明明精准专业的词汇，换来的却是村民们的一脸茫然。
后来，长期和村民打交道的杨光宇，也逐渐掌握了和当地人零障碍的沟通方法。那就是用村民能理解的语言去寻找那些被岁月尘封的历史痕迹：崖墓成了“蛮子洞”，宋明墓唤作“古生基”，清墓则是“花生基”。这些接地气的称呼，不仅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也让文物保护工作更加深入人心。
岁月流转，时间来到2024年，随着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到来，文物保护工作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科技的加入，让普查工作变得更加高效与精准。成为第三普查组组长的杨光宇深知，技术的进步只是手段，真正让文物活起来、传下去的，是那份对文化的敬畏之心。他依旧坚持实地走访，用双脚丈量每一寸土地，用双眼捕捉每一个细节。
在这次普查活动中，让杨光宇觉得变化最大、也是最欣慰的一点是，老百姓文物保护的意识普遍增强了。以往，那些散落在田野乡间、默默无闻的文物，往往被忽视甚至遭到破坏，而现在，村民们开始主动向普查组报告他们发现的疑似文物点，有的还自发地保护起这些古老的遗迹。
同时，作为普查小组中参与了两次普查的“老人”，丰富的文物普查经验，让杨光宇成为了队伍中的“领航人”。他不仅精通各类文物的辨识与记录方法，也对大足的历史文化背景有着深厚的了解，这使得他在面对复杂多变的普查环境时总能迅速做出准确的判断。而他在普查的过程中，也将这些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队伍中年轻的一代。
“文物保护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共同努力和传承。”杨光宇说。而他也欣慰地看到，自己培养出的年轻队员正在逐步成为文物保护领域的中坚力量。他们将继续在普查的道路上前行，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文物保护的新篇章。
黄能迁：终身学习 保持热爱
大足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专班汇集了老中青三代人，黄能迁便是其中一位参与过第三次文物普查的队员。在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的近30年时间里，黄能迁从英语讲解员到文物普查员，从几乎不了解文物保护，到对大足石刻的一龛龛造像如数家珍，从Excel都不熟练到解锁Adobe Illustrator等制图软件……他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学习状态，从一个考古专业的“门外汉”蜕变成了一位经验丰富的文物研究员。
文物研究是一项专业化工作，超出了非专业人士的能力范畴。“我大学所学的专业是英语，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了。”黄能迁说，由于所学专业与石窟研究工作并不直接相关，为了能让他增加对大足石刻的了解，单位给他分配了一份讲解员的工作。
在黄能迁眼里，讲解员的工作富有挑战性。“我们每天面对的观众不同，文化程度也不同，这要求我们必须快速熟悉工作对象，理解和掌握大足石刻所蕴含的各种文化信息。”5年的讲解员生涯，让黄能迁系统地了解和熟悉大足石刻的主要石窟造像，也为后续的文物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
在从事讲解接待、文字宣传工作后，黄能迁开始进入文物基础研究领域。在前辈带领下，黄能迁通过石窟寺考古调查现场实践和参加业务培训，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丰富了石窟寺考古理论知识和实践积累，最终选择了石窟寺考古研究专业方向。
2008年，随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展开，黄能迁投入到了长达4年的文物普查工作中，在他6万余字的日记里，记录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物普查故事。
“2008年5月25日下午4点28分，四川省广元市青川县发生6.4级余震，大足城区和龙水镇都有震感，单位晚上通知普查小组成员第二天早上8点集中出发；2009年11月11日，在前往调查白岩洞崖墓群时，山路人迹罕至，荒草漫过腰部，周颖共摔倒2次，看着他痛苦狼狈的样子，我们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打破了疲倦和沉闷，又为‘三普’工作增添了一段珍贵的记忆；2009年11月23日，结束了为期一周的室内整理工作，普查队又开始野外调查。清晨大雾弥漫，我们赶往东岳庙摩崖造像进行调查，并新发现一处摩崖造像，在化龙水库内共登录4处文物点。结束调查后已是下午5点，同事玩笑道‘朝踏晨露、夕迎余晖’。返程路上，我们被红彤彤的夕阳打动，很久没有看到如此美丽的夕阳了，耀眼的红色瞬间减轻了我们的疲倦……”在黄能迁的“三普”日记里，详细地记录着每一次普查工作的内容和心得体会。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仅为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翔实的基础支撑，也为众多考古人和文物工作者提供了宝贵的实践机会。“作为参与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一员，让我的实地调查能力、文物鉴定和综合分析能力等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黄能迁说。
今年4月底，大足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正式启动，黄能迁再一次加入到了这项工作中。9月3日，当记者踏入大足石刻研究院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时，一幅专注而有序的工作画面映入眼帘。黄能迁正坐在电脑前，熟练地操作着制图软件，为9月下旬的文物实地普查做着周密的准备。
在制图过程中遇到阻碍是常见的情况，尤其是对于涉及复杂视觉元素的任务而言。“小王，我有个问题需要请教你，这个桥梁的立面图该怎么绘制。”遇到阻碍时，黄能迁及时地向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的同事请教，通过这样的交流与合作，不仅能够让他解决眼前的制图难题，还能从中学习到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技巧。
“作为‘前辈’，在日常工作中，我喜欢跟年轻同事交流工作经验，相互学习，经常向年轻同事学习专业制图软件的操作方法。”黄能迁说，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有助于不断提升自我，也有利于提升文物研究工作的效率，在接下来的“四普”工作中，他将继续保持良好的学习习惯，专注于文物普查工作，继续为文物保护和研究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