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天下大足
郭相颖老先生退休后依然为大足石刻著书立作，时常用本子记录随想。
□新渝报记者何美林文/图
今年是87岁的郭相颖老先生与大足石刻“相守”的第50年。他说，“我这辈子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把大足石刻搞‘闹热’了！”
从事了半个世纪的文物工作，郭相颖从最开始“连啥子是菩萨、啥子是佛、啥子是罗汉，都不晓得”，到推动大足石刻申遗走向世界，再到如今为大足石刻著书立作，成为大足石刻的“发言人”。
郭老先生与记者细数着往昔与大足石刻“打交道”的漫漫岁月，虽有遗憾但亦无憾地笑笑说，“一生能够做几件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事，也算满足了。”
独自与北山石刻相守10年
郭老与大足石刻的缘起，要追溯到1974年。那一年，37岁的他从小学教师岗位调到了大足县文管所，当时的任务就是一个人驻守北山。
“山上没水没电，要自己找柴做饭，每次下山要背一堆的生活必需品回去。”郭老还说，当时工资不高，大小便还可以卖钱，农民收了当肥料。“平常卖报纸、大小便的钱就是过年的基础。”
这种生活一过就是10年。当时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对他来说，这10年并不是乏善可陈的。
“这一阶段，我认真学习了石刻文物有关的知识，也算是从外行变成了内行。”郭老说，当时可参考的书籍很少，他找来文管所资料室里仅有的3本书籍研读：《佛学大纲》《简明佛学词典》《大足石刻志略》，“我就是靠这3本书起家的”。
驻守期间，郭相颖还做了一件无心生大用的事：手绘了一张包括北山、宝顶山石刻在内，长达20多米、绘制上万尊造像的白描长卷。“当时画这个长卷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文物建档的任务。”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要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建立“四有档案”（有保护范围、保护标志、记录档案、管理机构）。其中，图像资料不可或缺。
“当时，文管所连最简单的黑白照相机都没有，这个任务怎么完成？”后来，从小喜爱绘画的郭相颖自告奋勇，“我来画吧。”
怎么将每龛佛像“复制”到画卷上？没有测绘仪，也没有专业测绘人员，郭相颖就用一把1米的直尺和一条皮尺，用传统的绘画方式将测量结果按比例换算画在纸上。
最后，他用了近3年的时间，画了2个版本，总长约50米，“当时也没人教，也不知道该怎么画。第一版我按工程图样来画，看起来太呆板。后来加入了一些绘画因素重绘了一版，看上去就生动了。”
郭老说，当时总算是对文物建档的要求有了交代，但没想到后来在大足石刻申报世界遗产时还起到了关键作用。
积极推动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1984年，郭相颖升任大足县副县长，分管文化、旅游、宗教等方面的工作。“当时调任我是下了决心要回来的，我给文管所的同志讲，我行李不搬走，还要回来的。”
任职副县长期间，他依然放不下文物工作，开展了两次全县文物普查工作，石刻文保单位从13个增加到75个，“基本摸清了大足石刻的家底，但还有一些没有被发现”。
另一方面，大足石刻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于1982年10月正式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前来参观的国际游客逐渐增多。市委、县委提出一个口号，“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写论文文章发表；到北京、广州、深圳办展览；邀请国外友人前来参观，这算不算走向世界？郭相颖觉得还不踏实。
直到1987年，郭相颖从到大足参观的国家文物保护所工作人员口中，听到申遗的消息。“当时，大足石刻是列入申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郭相颖将此比喻为“候补的候补”资格。但是，他敏锐地察觉到这是一次把大足石刻推向世界的有效途径。
可当时全国只有故宫、长城和敦煌莫高窟申遗成功，在云冈石窟、龙门石窟都尚未申遗的情况下，连很多重庆人都不晓得的大足石刻怎么可能成功。很多县上的同志觉得他异想天开，认为“申报肯定要不少钱”“可以等到云冈、龙门申报完有经验再说”。
面对申遗争议，郭相颖并不打算放弃，“当时全国各地、甚至印度的石窟我都去研究看过，对大足石刻还是非常有信心。它虽然开凿相对较晚，但是很有特点，算是石窟历史中国化进程中最有代表性、最典型的石窟。”从开始提出申遗的想法，就深知这条路的艰难坎坷，但他内心坚定且有信心，“一定要让大足石刻走向世界”。
“申报工作不是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事，”郭相颖先说服了县领导，后又得到了市领导支持，再多次向国家文物局争取。在他极力地动员推动下，申报工作开始动了起来。后来，景区整治、申遗范围从一山争取到五山、跟和尚争庙子……这些插曲在郭相颖的促进作用和各级的共同努力下被一一化解。
1999年12月1日，在摩洛哥举行的第2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大足石刻迎来了申遗最重要的时刻。郭相颖作为申遗代表团的一员在现场参会。提交的文本资料因法语、英语翻译版本问题，让国外与会专家有些不解，“大足石刻”和“5山（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是不是一个项目？眼看审议专家就要一锤定音。郭相颖急中生智，拿出此前建档手绘的长卷与资料照片对照，来展示大足石刻的艺术魅力和申报价值。
艺术“无国界”，精美的石刻会说话。最终，与会专家得出统一结论：大足石刻不仅艺术水平高而且数量很多。大足石刻被宣布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迈向新的里程碑。
郭老提到，很多人误以为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只有5山，他正名，“这5山只是接受检查的大足石刻代表，所有的大足石刻都是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
在奋力开展申报工作的十余年期间，郭相颖也兑现了当初和文管所同志承诺“我一定会回来”的诺言。
1990年，郭相颖两届副县长任期一满，他就立刻向市里申请回大足石刻工作，正式组建了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现为大足石刻研究院），并由他出任首任馆长。
退休后的续写与传承
2002年左右，时任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的郭相颖退休了。“以前行政任务太重，退下来以后时间就要多些了。”郭相颖退休前编撰了《大足石刻》《大足石刻铭文录》《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重庆卷》等书籍或章节内容，为后人开展大足石刻学术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
退休后，他继续围绕大足石刻著书立作，发表了不少文章，编写出版了《大足石刻研究与欣赏》《大足石刻解读》，“一本重学术、一本重科普，现在还有一本书已经写好，和出版社签了合同等待出版了。”
此外，被邀开展培训讲座、接受记者采访也成为他退休后的日常生活，“一年要讲上百场，接待记者的次数也是数不过来。”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为大足石刻“发声”的宣讲机会，也毫无保留地鼓励帮助年轻人跟上文物事业发展的前进队伍。
“以前到文管所报到才两三个人，现在大足石刻研究院都有两三百人了。”看着从事文物工作的人才逐渐兴旺，郭老心中甚是感慨和欣慰，“人才对一个事业的发展非常重要”。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的大力支持，以前不被看好的单位，2019年已升格为副厅级单位——大足石刻研究院。
郭老认为大足石刻已经有了3条“保险带”：一是他组建了博物馆，有好的机构保护它。二是申报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提高了它的知名度和世界影响力。三是变成市级文保单位，保护石刻的力度和待遇都不一样了。
郭老还想给大足石刻多上两层保险，“虽然大足石刻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了，但是光有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的招牌还不够，还需要继续丰满、进一步发挥研究它的学术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出一批研究成果、培养一批专业人才。”
“以前每年讲解培训都要上山好几次，已经和一个人驻守北山时冷冷清清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参观的游客多了、办公环境也好了、景区基础设施也都修缮了……”回望与石刻相守相成的50年，郭老亦感足矣，“现在身体不允许了，希望后继有人能一直保护好、传承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