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渝周刊·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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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东
金宇澄先生2015年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繁花》，被王家卫拍成电视剧后，突然火了。在追剧的同时，为享受纸质阅读带来的沉静和愉悦，我特地上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繁花》。读完，觉得金宇澄先生这部中式风、上海范的长篇小说，是一本少有的奇书。
《繁花》采用时空交错的写法，一些章节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往后写，一些章节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往后写，两股时间线交替出现，在“今天”汇合，从“过去”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现在”。在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和四百页的文字中，作者金宇澄用白描般的手法、用不“煽情”的文字，以及一副道听途说的腔调，似雨点落下，如花瓣展开，像记录历史一样记录了三代上海人的生活琐碎、忧乐喜悲，揭示了上海市民的心灵史、上海的成长史，让读者不由自主沉浸于一座陈旧、光鲜、精致、多元、海派的都市。
从上只角到下只角，从洋房到新村，从石库门到棚户区，从理发店到发廊，从电影到唱片，从外贸到内销，从邮票到股票……人影重重，人生海海。有人体面，有人窝囊；有人发达，有人落魄；有人坚持，有人放弃；有人苟且，有人消失。各色各样的小人物，“拼命往上爬，人人想上来”，希望出现又落空。他们要么在最美好的时候死去，要么让时光削去美，以庸常的面目长长久久地活着。一如繁花，在上海八九十年代的剧烈蜕变中，随风摇曳，花开花落。何其悲情，何其苍凉。
主人公阿宝，年少时在人声嘈杂的国泰电影院门口排队买电影票，在人头攒动的集邮商店门口找人换邮票，在航模商店买材料自己做飞机模型，挤24路电车去看苏州河。长大成人后，有一次患甲肝住院，有幸结识日本商人，做外贸生意发达，变身宝总。最终在机制尚未成熟的“股市风云”中翻盘，被打回原形……时运不济的小毛，少年时被邻居大嫂勾引，母亲为了消除影响，安排他结婚。婚后不久，妻子死于难产。单身多年的小毛，为帮助某未婚先孕女，与其办了假结婚。在患上绝症后，原先隐瞒他病情的家人，为了房子的归属，告知真相，让他提前写下公证。对此，小毛只能无奈苦笑。沪生是个老实人，其女友梅瑞说她喜欢上了阿宝，执意分手，沪生说好。沪生与白萍结婚后，白萍一人移民国外，与他人生子，沪生既不离婚，也不另找他人。对命运，沪生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卖水产的陶陶，是阿宝的“出窠兄弟”。他喜欢吹牛，讲别人的偷情故事，精彩纷呈，好像全是为了欢愉，全是为了白花花的大腿。在遇到所谓的真爱时，抛弃妻儿，与人私奔，结果对方坠楼而死。民警退回女人两本日记，才知隔着肚皮，一颗心是真是假，真的很难讲。
此外，蓓蒂、白萍、李李、汪小姐、小琴、玲子、梅瑞、姝华、菱红、阿婆、爷叔、雪芝、芳妹、康总、范总、金花、葛老师、小江西等，一个个人物和一件件小事，斑驳一片，折射出人性的多面和社会的多元。仿佛走进了一个菜市场，你所见所闻的是，青青的绿叶菜带着泥巴和露水，鱼盆扑溅的水花泛着腥气。生活在大时代的这群小人物，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不奉承，不歌颂，也不逆潮流，反时尚，平视世间一切，努力活在当下。面对世间不得不面对的不平和不公，他们能做的而且一直做着的是——不响。而不响，是上海人的留白，是上海的留白。从中，我们切身感受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矜持、热情、开放、包容、市侩和忧郁，深刻体悟到了上海这座城市深入骨髓、永远不变的文化底蕴、价值观念和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用王安忆的话说，是“它外部的光华总有一些熟腻的庸俗气，还有一些戚容，这些都是生活所洇染的”。
所有这些，我不确定上海人读《繁花》时会共情到何种地步？然而，对于我这位八十年代中期在上海中山北路、曹杨新村附近读大学、课余喜欢到处闲逛、在普陀区金沙江路、闸北区武宁路一带做过四年家教的“60后”来说，直觉感同身受，怀旧情绪油然而生。——当年的上海人，就是这副腔调。他们的孤独，是时代和这座城市的孤独；他们的蜕变，是时代和这座城市的蜕变；他们的成长是时代和这座城市的成长。
以我数十年的阅读经验，在我看来，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意义的小说和感受的小说。所谓意义的小说，通常以故事为媒介，阐明道理，在书写中追求某些意义。十九世纪西方现实主义小说多属于此类。所谓感受的小说，不承担教化人心的使命，甚至都无需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仅仅为了传达某种感受而存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即是此类小说的典型。用绘画来比拟，意义的小说像是漫画，注重情节，彰显意义；而感受的小说则像是印象派油画，不注重情节和意义，只在乎创作者的所见所感所思。其余的皆交由读者自己去体会，去理解，去感知。
《繁花》应属感受的小说无疑。它放弃心理描写，拒绝追问人物的内心世界，语调既不慷慨激昂，也不义正辞严，只在碎片化的描摹中塑造氛围，传达感受，完成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相互书写。其中许多叙述，类似“病人之间的互相探问”，不一语道破，不透露底牌。如此，留下空间，让读者自己在充满苦味的生活中找到一丝美感，寻得一块方糖。就如金宇澄自己所说，人生苦短，要紧的是过好自己的日子，没那么多意义，没那么多深奥的雄心。
由《繁花》我发现，就文学创作的现状来说，尤其是小说类别，除了那种无甚滋味的青春小说、武侠小说，拥有一批年轻读者外，能引人注目、产生阅读兴趣的大多是后运动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那些经历过文化革命、改革开放等特殊年代，且烙下鲜明时代印记的作者，在写作群体中依然占据着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如莫言、格非、余华、贾平凹、陈忠实、刘震云、梁晓声、陈彦、金宇澄等。他们亲身的特殊经历与思索，使他们拥有了解释、评价和重述的能力。用刘再复先生的话说，即“我知道自己的本质乃是一个思想者，一个灵魂主权意识很强的思想者，一个把思想的自由表述视为最高尊严的思想者”。而事实上，每一个时代，即便是物联网、机器人、手机AI的新时代，总可以找到一些值得思索的东西。
小说《繁花》是本少有的奇书，除中式风、上海范、市井味、地域性、碎片化等特征外，通篇都是短句子的语言格调，堪称奇特。硬梆梆、干崩崩的方言短句，让不少读者不甚习惯，感觉晦涩。尤其是上海话中的俗语，能看懂的外地人没几个。如：“陶陶笑说，寿头，好故事，为啥要分开讲，我不穿长衫不摇折扇，不是苏州说书，扬州评话《皮五辣子》，硬吊胃口做啥，碰得到这种人，我吃瘪。”对此，在我看来，《繁花》在叙事语言上的尝试，是对新文学的反动，也是其不清不楚的个性、意义和语言魅力所在。因为剔除了常见修饰语与关系词的短句，此一种特定的语言叙事，能让上海范更足，上海腔更浓，让上海文化更接地气、更具灵性。倘若用通常的语言叙事，《繁花》这本书大抵也就不存在了。
《繁花》通过小人物与大时代的相互书写，写尽苍苍人世。它是一部需要调动全身感官去阅读的小说，读懂《繁花》，就读懂了一个时代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