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龙水湖/大观
□周康平（重庆）
千多步石梯的老街，如云梯般垂直于江边。居住在老街的人，出门爬坡上坎是他们每天面对的事情。若要说谁对这条老街最为熟悉的话，莫过于邮局的何邮递员了。老街的老人们叫他“何信使”。
老街的邮局靠近老街的客车站，距江边还有一坡石梯街，那里居住着四五十户人家。从江边到老街的山顶，有多少步石梯，说法不一。有说一千一百多步的，也有说一千三百多步的，要想有一个准确的回答，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何邮递员了。我们老街的小孩，都叫他何叔叔。个子并不高的何叔叔，其实他岁数并不大，不到四十岁，头发看上去又短又硬，褐色粗糙的大脸，长着满脸沧桑的模样。夏天的一个下午，坐在门前歇凉的母亲对我说，“你幺舅还说他们单位的工作辛苦。你看看，何信使才辛苦。这么热的天气，他每天都要这么爬坡上坎地走。”母亲说这话时，何叔叔离我们家门口已经没有几步远了，穿着绿色的邮政装短袖，肩膀上挂着两个胀鼓鼓的绿色邮政包。看到何叔叔满头大汗，就可想而知压在他肩膀上的邮政挂包有多重。在这烈日当头的大热天，不要说身负两大包沉重的报纸信件了，就是空手，从江边走到老街坡顶，也会累得叫人上气不接下气。只是，我那时太小，对此并没有多少相关的感受。或者说，我关注的是何叔叔肩膀上的那两个邮政挂包，上面印有四个金黄色的大字，特别醒目：中国邮政。由此，我想到的是何叔叔头上那顶绿色的大沿帽，戴在他头上，看上去帅气万分。只是，大热天的时候，那顶让我羡慕的帽子不会戴在他头上的。春天、秋天和冬天，在街边，我老远就能看见他头上的大沿帽。我意识到了这份工作的美好，它一度成了我羡慕不已的职业。我曾暗下决心，长大了也要进邮政局工作，像何叔叔那样戴上这大沿帽，那不仅是一种神气的表达，还可给千家万户带来希望和快乐。这不，何叔叔还没走近我家门口，就对我母亲亲切地喊道，“大姐，今天有你家的信哦。”听到这话，坐在门槛上的母亲，像弹簧般地弹了起来，欢喜地问道：“何信使，信是哪里写来的呢？”何叔叔明知我母亲是明知故问，他却大声说道：“信是你的兄弟从重庆写来的！”何叔叔的本事在于他能知道他手中的信件是谁写的，更知道他这种清爽的回答也是最让街上居民们欢喜的事情。所以，他回答的表情显得特别轻松，明白他带来的不只是一封信，而是一个家庭收到信后的激动和惊喜。老街的人，在外地工作的多，在那个电话极不方便的年代，信件就成了老街居民获得远方亲人消息的最好途径。对给他们带来喜悦之情的人，老街的居民们也从不含糊，他们对何叔叔就像对待亲朋好友一样热情。他们的待客之道朴素简单，见到何叔叔走近了，端上板凳就对何叔叔招呼道，“您走累了没有？来，坐下来歇歇，喝杯茶。”热天的时候，老街的居民会给何叔叔递上一杯凉茶，冬天则是送上一杯热茶，以缓解他爬坡上坎负重前行的口干舌燥。
何叔叔带给居民们的快乐很快就会传遍老街：张家在某地当兵的儿子提干了；李家在省城读书的女儿获得奖学金了；王家的大儿在单位当上先进分子了；谭家的儿子找了一个大城市的姑娘做朋友了……伴着这让人欢喜的消息，何叔叔在居民们的心中成了一只“报喜鸟”。直到有一天，一个太阳高照的下午，还在睡梦中的我，突然接到了何叔叔送上门的信件。那是一封把我送向远方圆梦的信件。大汗淋漓的何叔叔把通知书放在我手里，笑呵呵地对我祝福不已。那满脸的笑容充满了真切，仿佛他比我还欢喜。
何叔叔到底为老街的居民们带去了多少快乐，难以考证。多年后，我回到老街，站在我家的老屋门前，望着寂寥的老街，浮现在我眼前的幻觉之景，是何叔叔挂着装满报纸、杂志和信件的邮政包，快步行走在老街的模样。其实，何叔叔早已退休回乡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