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龙水湖/红岩精神
图片1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七日，徐解秀阿婆（中）向记者和群众讲述半条被子的故事。罗开富摄
□陈利
我参加过无数新闻培训，但一次与新闻业务貌似无关的讲座，却让我内心有了从未有过的震撼。1992年5月，我在北京参加了《经济日报》社举办的培训活动，其间，该报副总编罗开富向我们讲述了他重走长征路的故事，听完这个故事，我在内心深深地敬佩他。
为啥敬佩他？因为他是红军长征胜利49年后，按当年红军长征的原路线、原时间，用徒步的方式，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第一个记者（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共368个日日夜夜）！
当年，国内许多人包括国外新闻媒体不相信此事，纷纷派出记者与他一起重走长征路，结果全部半途而废，全部退出。陪走路线最长、时间最久的日本《朝日新闻》记者加藤千洋，在陪走两个月后，最终还是退出，并向全世界作了报道。
如果说当年的红军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那么罗开富就是一台长征故事的“挖掘机”、长征精神的“接力棒”。
一个被习近平总书记引用、各大媒体高度颂扬，催人泪下的红色故事《半条被子》，就是当年罗开富在徒步重走长征路挖掘出来的，并刊登在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的系列报道中，原标题为《当年赠被情谊深如今亲人在何方——徐解秀婆婆请本报记者寻找三位红军女战士下落》。
一、“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故事发生在1934年11月6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抵达湖南省汝城县文明司（今文明瑶族乡），红军卫生部干部团驻沙洲村。当时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沙洲村许多人都上山躲起来了，唯有农村妇女徐解秀由于生完小孩坐月子，又是小脚，只好留置在家。这时有3位女红军来到她家借宿。当她们看到徐解秀的床上只有一块烂棉絮和一件破蓑衣，就拿出自己被包中的被子，和徐解秀母子挤在一张床上睡觉。
3天后，女红军要继续长征，临走时要将被子留给徐解秀。徐解秀不忍心接纳，推来推去，双方争执不下。这时，一位女红军找来一把剪刀，把被子剪成两半，留下半条给徐解秀。3位女红军对徐解秀说：“红军同其他部队不一样，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就是要让老百姓过上好的生活”。
这时，红军大部队已经出发，徐解秀就和丈夫一起送3位女红军追赶大部队。到山边时，天快黑了，徐解秀不放心，想再送一程，因为是小脚走不快，就让丈夫送她们翻山。谁知她们这一走，就没了音讯。
1984年11月7日，《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在重走长征路中入住沙洲村采访，发现一老人一直跟随他左右，想对他说什么。随后罗开富采访了徐解秀老人。老人把他领到当年3位女红军住过的地方说：“那3个女红军走后，我就没有再搬动过床铺。我心里总在想，红军姑娘会回来看我的。”她抚摸了一下枕头说，“我们5个人，两个女红军睡一头，我们母子和另一个女红军睡一头，横盖着她们的那条被子。”“3个姑娘长得很漂亮，有一个还不到20岁，心也好。”
老人说：“一条被子能把半条给穷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我和丈夫送她们上山时，她们还一步三回头地对我说，‘大嫂，天快亮了，你回家吧，等胜利了，我们会给你送一条被子来，说不定还送来垫的呢。’现在我已经有盖的了，只盼她们能来看看我就好了。”
那一夜，罗开富心情复杂，借着烛光，写下这篇报道。罗开富说：“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
1984年11月14日，《经济日报》“来自长征路上的报告”发表罗开富的相关报道后，引起了中央领导及老红军们的高度重视。在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女红军的亲自主持下，一个寻找3位女红军的行动在全国展开。这一寻找就是7年，遗憾的是女红军英雄已无觅处。1991年腊月，罗开富背着邓颖超等多位女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沙洲村，然而，老人几天前刚刚过世。
二、感天动地：是什么样的意志，留下一口血淋淋的牙印。
其实，罗开富在重走长征路上挖掘出来的故事何止《半条被子》这一个？比这更加感人、更加催人泪下的故事有许多许多。
十分有幸的是，早在26年前（也就是1995年5月），笔者有幸在北京当面听取罗开富老记者、副总编讲述他重走长征路的故事。这堂课完全颠覆了我对长征肤浅的认识与感想，完全是一次心灵的净化与升华，整个课程大家都没有记下一个字的笔记，完全陷入泪水与抽泣之中……
罗开富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在中央一大批老红军将领特别是邓颖超、蔡畅、康克清等女红军大力支持下，罗开富担当起重走长征路的重任。也就是说，当年红军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时，从何地出发前往何地点等，他都必须原汁原味地“复制”重走，哪怕是雪山草地、河流大山都必须原址原路原时间走过。
1984年10月16日傍晚，43岁的罗开富与半个世纪前的红军在“同一时刻”踏进了江西省于都的于都河，拉开“一个人”（身后有千千万万的人）的长征路。
罗开富说，我进入贵州省赤水地区采访时，著名的“四渡赤水”战略就在这穷乡僻壤地区拉开序幕。我在北京出发之前，邓颖超、康克清、蔡畅等一批女红军就特别嘱托我，当年为了革命的胜利，迅速突破国民党的封锁，有很多女红军指导员和战士，就把自己的小孩儿托付给当地老百姓，大的两三岁、小的几个月甚至还没有断奶，要特别注意寻找并打听他（她）们的下落以及现在的生存状况。
在赤水河地区，罗开富走访了很多当地村民，上了年纪老人告诉他，当年红军四渡赤水时，为了提高行军速度，红军纷纷把自己的小孩儿寄托在老百姓家中，女红军都留下一句相同的话：“等革命胜利了我们来接回他们！”但老百姓都不敢接收，一则没有多余的粮食养活他们，二则怕国民党残害。女红军们只好悄悄把还在襁褓之中孩子放在老百姓的门口，有的留下书信，有的留下信物，有的留下几个银圆。
有的女红军不知这是什么地方，又没有一个地名，怕革命胜利后找不到自己的亲生骨肉，就在孩子的手臂上狠狠咬下血淋淋的一口牙齿印，好在革命胜利后能够顺利找到。红军中稍大一点的孩子，在急行军过程中，甚至什么都没有留下，直接送给老百姓，只留下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罗开富说，我走到了贵州赤水一偏僻的小乡村时，一位50多岁的农民听说村上来了红军，欣喜若狂地跑来找到我，说：“你能找到我亲生红军母亲吗？母亲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模样？我的养父母也不清楚，她只在我手臂上留下几个牙齿印，现在这个牙齿印已不清楚了，我怕母亲回来找不到我！”罗开富心中一阵酸楚，“我一定帮你找到亲生母亲。”罗开福说：“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和信念，哪位亲生母亲能够做到这一点”？
三、“一路走来，我越来越感到党和人民的伟大！”
重走长征路越往前走，罗开富的身体状况越来越恶劣，多次发病和受伤，报社也问他是否需要换人，但他并没有减退斗志与锐气，坚持要求走完长征路。他在贵州境内摔伤十分严重，相机摔碎并插进喉部锁骨，至今还有深深的伤痕；在云贵川交界处的赤水河畔，他掉进了冰雪融汇成的洪水中，是四川和贵州的两名同志把他救上来；在草地时，他与随行的10人全部陷入沼泽，在危急之时，一头受惊的牦牛蹿上岸来，藏族小伙赶紧抓住牛尾巴被拖上来，随即向泥潭抛下绳子，剩下的9人挣扎数小时才得以脱险；在翻越当年红军长征途中著名的夹金山时，罗开富到达山顶时已饥渴难受，只好把身上仅有的止咳冲剂、感冒药等全部吞进肚里，才得翻越夹金山。后来，沿途的好心人建议他骑马前行，但他拒绝了，好心人特地为他制作了一根铁拐杖，就是这根铁拐杖，陪他走完了长征路，最后被磨短了几厘米。
罗开富粗略统计过，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用时368天，一路上先后有2800多名向导和陪同、400多名医护人员救助与帮助，帮他完成了“一个人”的长征壮举。他说，回想当年的红军战士，不是靠钢铁般的革命理想与信念、不是靠广大老百姓的帮助支持，哪里能取得这么辉煌的、这么不可想象的胜利？一路走来，我越来越感到党的伟大、人民的伟大！
这就是我最敬佩的记者——罗开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