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渝周刊·理论
□张李楠 刘世曦
在新时代“文化自信”与“双创教育”双轮驱动的政策背景下，红色基因传承与创新创业教育的融合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实践方向。一方面，国家相继出台《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等政策，明确提出“双创教育需融入家国情怀”与“红色文化赋能教育创新”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前双创教育存在“重技能轻价值观”的倾向，商业化导向过强导致学生社会责任意识薄弱，而红色教育则面临形式化、单向灌输的困境，难以与青年群体的认知特点有效衔接（李曦，2024）。在此背景下，“青年红色筑梦之旅”赛道作为教育部主导的实践平台，通过校地协同机制推动红色资源向双创教育资源转化，成为破解上述难题的关键突破口。例如，闽江学院联合多校开展“红色基因课程思政联展”，哈尔滨师范大学通过“校地共建”打造移动思政课堂，均体现了红色基因与教育创新的深度融合潜力。
红色基因作为红色文化的核心载体，其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塑造与社会认同构建上（俞淼，2023）。学者研究指出，红色基因通过历史叙事、符号化实践（如红色研学、沉浸式展览）和制度化课程设计，能够强化青年群体的家国情怀与社会责任感（肖红军，2023）。例如，哈尔滨师范大学“红色基因辅导员名师工作室”通过校地共建“爱国主义教育实践基地”，将高校红色育人资源下沉至中小学，结合“移动思政课”等形式，激活红色文化符号的当代教育价值（刘倩，2025）。此类实践表明，红色基因的文化资本属性能够有效转化为教育场景中的价值观引导工具，但其转化效率高度依赖情境化设计（如AI技术重现历史故事）与多学段衔接机制。
尽管红色基因的教育功能被广泛认可，但其与创新创业的兼容性仍存争议。部分学者认为，红色教育的“历史导向”与双创的“未来导向”存在张力，可能导致资源整合低效。例如，陕西高校在红色文创开发中面临“传承实效性不足”的挑战，反映出符号转化能力的缺失。然而，实证案例显示，通过情境化实践（如“直播认养+云养鸡”模式）可将红色资源与现代商业模式结合，提升经济附加值。这一争议的核心在于红色基因能否突破传统叙事框架，实现“历史性”与“创新性”的动态平衡。
国内外校地协同模式呈现显著差异。以美国“硅谷模式”为例，其核心是市场驱动的技术转化与风险投资支持，强调企业主导的产学研合作。相比之下，中国“红色赛道”更依赖政策驱动与文化嵌入，如“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通过政府主导的校地结对服务，推动红色资源向双创教育资源转化（魏勇，2024）。东台市通过“红色镇村优先发展工程”，整合市直部门与农业专家资源，形成“需求对接—课程共建—孵化反哺”的闭环路径，体现了政策与文化的双重驱动。
当前校地协同的主要瓶颈包括资源匹配低效与利益分配失衡。（《高校课堂双创教育生态体系与成长机制探索研究》，2024）定量研究表明，企业在协同中的“知识产权归属不满率”达45%，凸显利益博弈的复杂性。例如，江西理工大学“四二一”模式通过“全链条孵化”缓解资源分散问题，但政策激励（如税收优惠）的可持续性仍需制度保障（颜东平，2025）。此外，文化符号转化能力不足导致红色资源难以融入双创课程体系，进一步加剧协同难度。
本研究通过“红色基因—双创教育”的嵌入机制，扩展了传统协同创新理论的边界。已有文献强调多元主体（高校、政府、企业）的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但多忽视文化要素在协同中的润滑作用。例如，郑季良等（2022）提出协同创新的核心是知识增值与制度设计，但其对文化符号转化的分析不足。而本研究通过案例发现，红色基因作为文化资本，通过情境化实践（如沉浸式研学、AI技术重现历史）显著提升了校地协同的粘合度，验证了文化嵌入对协同效率的促进作用。这一发现弥补了协同创新理论在文化维度上的空白，呼应了哈肯（1973）提出的“协同效应需通过子系统互动实现”的经典观点。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知识通过情境化互动主动建构，但既有研究多聚焦传统学科教学（如高中英语、科学课堂），鲜少关注其在双创教育中的应用。本研究发现，“青年红色筑梦之旅”中的项目路演与企业调研（如江西理工大学“四二一”模式）通过“实践—反思—迭代”过程，有效促进学生对红色精神的内化与创新能力的外显。例如，学生通过红色文创开发项目（如“军神橙”品牌设计），将历史叙事转化为商业价值，验证了建构主义“知识通过实践生成”的核心假设。这一结果与Zhou,J.,&Li,X.（2022）提出的“数字化教育需融合真实与虚拟情境”观点形成互补。
红色基因与双创教育的融合本质是通过情境化实践将精神符号转化为创新资本。校地协同需以动态三螺旋破解目标周期撕裂，并以弹性化路径实现“文化深耕”与“实践敏捷”的平衡，为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提供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重庆大学美视电影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