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渝周刊·读书
南山文峰塔。
宝顶山王德嘉书“宝顶”。
□杨中秀
据1996年版的《大足县志》“清知县名录”中，大足清代有108名知县，这其中，王德嘉的名字在其间是受到后世尊崇者之一。
王德嘉（1816—1877年），字仲甫，号筱垣，陕西城固人，出身拔贡，这“拔贡”是清代每十二年（即逢酉岁）一次，由各省学政选拔文行兼优的生员，贡入京师，称为拔贡生，简称拔贡。同时，经朝考合格，入选者一等任七品京官，二等任知县，三等任教职。可见，当时王德嘉在其省内应属于“文行兼优”者。王德嘉于清代同治十一年（1872年）开始担任大足知县，至光绪元年（1875年）新知县杨锡荣来任，期间在大足为官最多约四年。值得注意的是，王德嘉来到大足担任知县的时候，他已经是56岁之际，其在大足一地的四年间，至少有以下事例，迄今仍令世人铭记。
劝养桑蚕，助农生产。咸丰六年（1856年）知县罗德培曾教民种桑。同治十一年（1872年），王德嘉购买十余万株柔桑，在县内广泛种植，并增设养蚕局。同时，还增刻《蚕桑须知》以及自作诗歌，颁发给各乡村民。在增刻的《蚕桑须知》序言里面，王德嘉说道他来大足之后，发现“种桑者，百无一二，甚异之”。在他看来，大足一地的土壤适合种植桑树并养蚕，“以助农之不足”。由此而作此序。其后在《劝养蚕歌》中，写道“衣食本同源，农桑须并务。务农不务桑，歉岁何以度。”也就是说，如果遇到灾荒之年，那百姓如何应对呢？因此，要倡导“自古织佐耕，田家多乐趣”的生活状态与准备，农家才会有基本的保障，从而可以过上“上以奉高堂，下以完嫁娶”的生活，即或是遇到“天灾偶饥馑”，也“流亡复何懼。”从这一点来看，王德嘉具有以民为本的理念。
以其书艺，增添景观。据初步统计，王德嘉在南山石刻中题写有5件碑刻，宝顶山有2件碑刻，另，南山“文峰塔”题刻亦为其书写。这些碑刻书法，具有较高的书法水平。在《大足历代书法选》（九州出版社，2019年）一书中，就收录了其个人作品6件，可见其书艺。其中，南山的碑刻中，选取了王德嘉隶书碑，正文40字，节选自汉代隶书书法名品《史晨碑》，为光绪元年（1875 年）由王德嘉临摹，并刻石于此。此碑书法严整匀称，宽严得体，其法度森严，中规中矩，极具功力。王德嘉行书碑刻，可谓是自然生动、大小错落、布白有致、洵为佳作。“寿”字碑，碑心阴刻“寿”字，楷体，高1.70米，宽1.17米，同治十二年（1873年）书写。此字端庄雄伟，方正而敦实，笔锋显得刚劲有力而饱满。之外，还有“绝尘”题刻碑。宝顶山碑刻选取2件。一为其书写的张澍《前游宝顶山记》碑，碑文长达1379字，书写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史称“文词博丽，书艺上乘，刻工精美”三绝。另一件为“宝顶”二字题刻，同治十二年（1873年）刻于今宝顶山大佛湾南岩，楷书横刻“宝顶”二字，高1.65米，宽1.25米，笔画深0.07米。对于此件佳作，前引书中评道“其书法亦颇厚重绵密，形成一种端庄森严，浑朴苍雄，堂庙古拙的艺术风格。如千仞壁立，气度非凡，颇有万壑千岩齐奔腕下之气概。”从这些书法佳作来看，王德嘉以其自身的才艺，为大足文化尤其是书法上，增色不少。
颁发禁令，保护石刻。今大足中敖镇附近的一山上，有一凸显的巨大岩石，其中一半的岩石上有造像，即舒成岩石刻，其雕刻年代在南宋绍兴十三年至二十三年（1143—1153年）之间，其造像基本上为道教题材，是考察研究宋代道教历史文化的重要遗存。然而，在同治十二年（1873年），王德嘉接到中敖场团首的禀报，此处石像无人看管，因在岩石旁边搭建有一半的建筑，故当时称为“半边庙”，在这时，一些乞丐僧道以及面生的不法匪人，在此地居住。经过多次训斥不听，反而形成仇恨。为此，特向知县禀报，希望能“免酿祸端”。为此，王德嘉立即下发“示禁”令，倘若不遵守规定，立即由当地人予以驱逐，如果恶霸不听，准许立即报案。王德嘉的这道禁令，其后被刻在石壁上，遗存至今。而今，这处石刻于2019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此可见其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意识。
营建南塔，培育文风。在大足宋代修建的北塔南边的一处山上，矗立着一座实心的石塔，俗称为“南塔”。该塔通高约15米，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塔基为圆形，直径4.8米。塔身有9级，由下向上逐层内收，第一级塔身由六排条石砌成，第二级塔身由五排条石砌成，由此向上作递减。塔檐由两级条石构成，形如圆鼓，外凸塔身。塔刹为宝珠形。在塔身一面，从上至下第四三二级阴刻“文峰塔”3字，直径1米，在左右有署歀，可知为王德嘉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主持修建而成。“文峰塔”，在古代具有是一种对文化追求的象征，代表了世人对于教育的尊崇，激励学子们对学问的追求。王德嘉主持营造该塔，其目的也在于对大足文风兴盛的祈愿。
兴办义学，重视教育。清初，规定要在各个州县的大乡镇上设立义学，大约相当于一种免费的学校，其资金来源为地方公益金或私人筹资。大足一地至清代道光七年（1827年），知县狄廷飏捐银并向社会募捐资金，设置了13斋（即义学）。同治十三年（1874年），王德嘉在没有学塾的场上，增设了7斋，即玉龙设玉成斋，大堡设大雅斋，高升设双壁斋，回龙设龙文斋，万古设古香斋，十万设万选斋，云路设青云斋。至此，大足全县的义学达到了20斋。同时，王德嘉还增加教师们的工资，从而使得全县的义学颇有起色。
续印县志，传承文化。光绪元年（1875年），由王德嘉主修的《大足县志》竣稿。王德嘉在《续修大足县志序》中，说了他的一些想法，当他来到大足担任知县之后，翻阅前部《大足县志》，感觉山川、风土、人物“朗若列眉”，也就是写得非常清楚、明白。特别是对于之前知县张澍所编的《大足县志》，可谓是“复极精密，而文词质古，尤有古良史风”。但是，前部县志刊刻于道光年间，距离当时又有三、四十年了，因此，对于王德嘉而言，他又怎么敢重头再起去编修呢？因此，只有将这些年来大足一地的“贤达、循良、孝义、忠贞”等逐一编入，以此作为作为答复和对前部县志的尊重。在序中，他还说志书“有关风化，惟求传信，以资劝惩”，也就是说，续修县志，其实就是促进社会风气好转的作用。
一百多年瞬息而过，如今，宝顶山大佛湾的“宝顶”二字，依然矗立于崖壁之上。每天，往来于此的世人大多要在此地驻足仰望，心间默念着“知大足县事城固王德嘉敬书”等碑文，这其间，不仅仅是对其书法的认可，更多的是对他在大足一地四年间的光阴里，有所作为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