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天下大足
佛安桥三教窟文氏工匠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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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篆山文殊普贤龛文氏工匠题记。（大足石刻研究院供图）
□新渝报记者毛双张玮
前不久，在雅安市首届雕刻劳动技能大赛上，大足选手苏中明凭借石雕作品《悟》荣获二等奖，为“大足雕客”的名号再添光彩。而传承了大足石雕技艺的“大足雕客”和他作品的亮相，不禁让人好奇，千年前的匠师与大足石刻之间的故事，那些“作品”背后的创作者又是何许人也？
“关于大足石刻匠师并没有专门的文献记载，今天已知的信息主要是根据石窟造像中的题记得出来的。”大足石刻研究院研究员李小强说，唐代、五代的大足石刻中，迄今未见有匠师人名的出现。
北宋初期，在大钟寺遗址出土的圆雕陀罗尼经幢上出现了匠师的人名。这件佛顶尊胜幢，残存幢身中部，高0.48米，八面形，每面皆刻有文字，有《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经文，其中一面出现有“镌作文昌，男惟简、惟一”字样。因此，文昌及文惟简、文惟一，是大足石刻发现最早的匠师署名题记。
文昌的署名拉开了大足石刻匠师造像署名的风气，对其后大足石刻雕刻作品中出现署名影响深远。在北宋时期，匠师除文昌之外，还有文氏的后代文惟简、文惟一、文居用、文居礼、文居安等工匠。北宋后期，在北山出现有伏姓工匠雕刻署名，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伏元俊和其子伏世能，镌造了第155号孔雀明王窟、第176号弥勒下生经变相、第177号泗州大圣窟等。
“南宋是大足石刻匠师署名的高峰时期，尤其是在绍兴年间。”李小强说，根据石刻上的署名题记，文、伏二姓匠师后代继续在大足雕凿，期间也出现有其他姓氏的匠师。比如，北山第137号维摩图，是大足石刻极为少见的阴刻壁画，绍兴四年（1134年）由李大郎重摹，罗复明刻于北山。值得一提的是，根据调查和研究梳理，大足石刻题记中频繁出现的文氏家族有22名匠师，17位匠师皆在大足石刻中有署名，共计6代人。他们雕刻的地方以大足为主，在四川安岳、资中、泸县等地也有署名的雕刻作品，延续时间有200年左右，在国内石窟乃至于中国雕刻史上都是一道独特的景致。
“文氏家族世袭六代在大足一地雕刻，题材、技艺等多方面具有家族传承的特点。比如，佛、道、儒三教造像题材皆有雕凿，一些造像题材，在几代匠师手中都有雕凿。”李小强说，在供养菩萨的雕刻上，尽管这类造像在具体形式上没有严格的规定，但文氏家族子孙先后在大钟寺、石篆山、石门山雕刻的供养菩萨，皆手捧花盘，说明这一图像在文氏家族内部是有所传承的。
此外，作为大足石刻匠师家族另一主要代表，伏姓家族在大足一地雕刻的匠师有6位，他们的题名出现在北山和舒成岩石刻。伏姓在北山的造像为佛教造像题材，伏元俊、伏世能父子开凿的造像题材有孔雀明王、弥勒下生经变、泗州大圣；观音坡造像有伏小六造地藏、引路王菩萨……从伏姓匠师雕刻题材来看，佛教和道教造像题材皆有。
宋代的匠师名字前，大多有一些籍贯、称谓等的文字，尤其是文氏匠师。文氏匠师们除了署名和籍贯之外，还往往加上独特身份的称谓，如有“镌作”“镌作匠人”“攻镌”“镌作处士”“处士”等，如佛安桥三教窟中有“东普攻镌处士文孟周记”。其中，“镌作”“攻镌”都是对自身行业的自称；“处士”是对清高之人的雅称。
“文氏匠师们在雕刻完工的这些造像龛窟中如此署名，不仅体现出自己在此行中的地位，也表明自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体现出一种自我人格意识的觉醒。”李小强说。
尽管南宋时期大足石刻匠师署名题记风潮盛行，但南宋淳熙六年（1179年）之后开凿的宝顶山石刻，目前未见一则匠师署名题记。一代高僧赵智凤精心设计、苦心经营宝顶山70余年，如此浩大的工程，仅凭赵智凤一人绝无可能完成。史料也记载赵智凤云游回到大足之后，“命工首建圣寿本尊殿”，可知宝顶山有工匠的参与。那么，史失其载的匠师究竟是谁呢？
对此，李小强根据在约1179年至1249年宝顶山石刻营造时期，大足境内极少有石刻营造，以及大足宋代匠师活动考察、匠师署名情况来看，认为以文、伏家族及其弟子第为主的匠师，极大可能是宝顶山石刻营造的重要力量。
至明清时期，石刻造像虽仍在继续雕凿，但是匠师题名相对较少。
时光流逝，斗转星移。题记中的匠师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但他们所雕凿的大足石刻，历经千年风雨，却依然矗立在巍巍崖壁之上，和这些造像一起传世的还有那鬼斧神工般的雕刻技艺。
时至今日，大足地区依然活跃着许多石雕艺人，他们有一个新的名号——大足雕客。为了更好地发展大足石雕产业，大足区还建立了大足石刻文创园，目前已引进中国西部石雕石材产业园、雕刻艺术文化产业园、大足美学国潮珠宝产业园等20多家重点企业，协议引资57亿元……
不仅仅是雕刻技艺的传承，千年前大足石刻的匠师们留给我们的财富还有匠人精神，一代又一代大足人，秉持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各自的领域中不断前行、不断创新，为大足的繁荣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