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渝周刊·读书
□吴小虫
之所以迟迟没有写这些文字，是我心中有顾虑。为朋友写评论可以，写序就有另外的意味。或者说，即使你写了，你能给大家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胡木，以及要怎样介绍他的诗。但胡木的诗集马上要出版了，作为同乡、诗友，无论如何也要表示祝贺，更多的，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所共同面对的这个世界的种种，要通过诗歌这种方式来表达。
在我们的故乡晋北，远一点的历史，多民族聚居，风俗文化的大融合，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也或许是天高地远，那里的民风粗犷，吃大锅菜，过年过节煮猪头牛头庆祝，人的心思简单，骨子里倔强，即使现在更现代化了，但精神的底色依然没变。我想我和胡木是一样的，他在右玉县，我在应县，我们从这里出发，没有约定，在飘飘荡荡中，在各自的轨迹中，因为诗歌有了交会。
也真是巧合，胡木出这本诗集，有一个很大原因，是总结他的2013到2023这十年的漂泊生活。就如他说的，“从蜀地到岭南，从岭南归蜀地/几经流转，终又回到原点”。而我，也是突然之间，在同一个时间，突然离开太原去了重庆，然后又辗转成都，这一晃也是十年。十年，不长不短，我仿佛又看到了最初的那个苦涩的自己，是怎样在一种懵懂中前行，又怎样在命运的引领下想去拨响诗神的琴弦。
胡木应该也一样，一支羌胡之木，要在南方扎根生长，要把自己雕琢成为一支笛子，这何其艰难。他诗集的名字《碎片、尘埃与海浪》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人已经被撕裂，是一块一块的碎片，就像他在诗中不断写到的，大象失去了象牙，用撞毁的方式呈现死亡，而一头冲撞的犀牛，并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这些感受是真实的，他忍着疼痛记录了下来，但更多的是困惑，是矛盾——一个人如何统一自我。
所以在诗集的开篇，我们看到了他关于故乡的书写。但他并没有写故乡的温情，而是借它来“回应我，修复我”此刻的残缺，在《北国来信》中，他写道：“黑夜散去，改名换姓/在新的地名里重新生根发芽。”在《暴雪》中，他又写道：“我将从南方回到北国出生的村庄/把名字托给一块石头。”南方是“方向”，而北国却是一个人的“国家”。但又能怎样呢？他又清醒地认识到，“一张纸嘲笑我/刻舟求剑”（《故乡刻在子弹上》）。
于是他又把情感寄托在了爱情、友情上，试图从对方身上找到那个片刻的自己。诗集中有几首诗，不断出现一个女性的名字“阿兰”，反复研读，你会从中读出一种呼唤，就像孩子呼唤母亲那样急切。无疑，女性的力量是不可估计的，不然“母亲”不会成为一种永恒的意象，佛教中不会有“度母”之名称。但我们也忘了一种事实，有时你我也只是时间手中的摆件，同样脆弱不堪。而另外一些写给男性朋友的诗作，或许可以理解为一种共振，在喝酒时间当中的人生交换。
“酒”在胡木的诗中频频出现，有时助眠有时沉醉，在这背后，是他心里明白，“我们的脆弱被一次次包装、置换、叫卖”，于是只能“一边厌恶酒精，一边痴迷酒精/它关上了一些我，也给出了一些我”（《酒精》）。给出了什么？我想就是这种叫诗歌的心灵独白，让我们在严丝合缝的日子里有稍微的喘息：
我知道一个人容易被露水打湿
所有夜晚孤独的盛开
都对应着一枚有些体寒的硬币
我是幸福的
当不再面对群山呼喊
我便已越过陈旧的时间
——《但我是幸福的》
虽然整本诗集的调子偏沉，但他依然期望在下一个山口看到繁花盛开。而这种生命情境的转换，也带动着他在诗歌层面的转换。在第四辑“我看到一生贩卖的矛与盾”中，我看到一个真正的胡木，他在努力地介入和融入。光是这些题目就叫人惊心：“雕像挽歌”“玩具”“纪念碑与面包”“指犀牛为牛”……他突然有了一种决绝，同时还有一些不屑和不齿，他已做好了和时间、生活的较量的准备，而哀歌还并未响起。
他开始逐渐“在场”，在玉林西路、在科华北路、在长野书局……他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当地人（思维），他要“翻越我或掩埋”，他要“躺在一块长满红斑的铁皮上，看起来像一段被焊住的钢筋”。他的这种底气来自已经将自身置之度外，因为在“阴影中失序生长破碎的人”，只有“把自己扔进大海，扔进冰雹，扔进风暴”。而这种“决绝和不屑”，在诗的层面上也并非是一种稳定的表现，它更像是觉醒，是自我生命和诗歌开始融为一体的开端。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认真读了胡木的诗歌，也让我顺便审视了一下自己的诗歌写作。在私下的交往中，也是这位真诚的兄弟带给我很多做人做事的启发。我本来还想假老练地讨论一下胡木诗歌中的其他一些问题，转念一想全无必要，一个诗人的成熟，有很多种要素，如果他有心，自然会在写作的实践中明白很多东西并将之解决。
愿我们常在一起喝酒，常互相吹牛，然后回去摆弄自己的生活和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