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龙水湖
□布谷夫
下篇：红色巾帼饶国模
毛主席1945年在重庆谈判期间，宴请过她，并“代表中国共产党感谢”她；董老1946年离渝东迁前，赋诗答谢她；小平同志主政西南时称赞她是“革命的妈妈”；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邀请她赴京与当年的“红岩村民”欢聚，并设家宴招待她。她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第一代领袖们，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
邓颖超同志多次深情地说：“没有刘太太，哪来我们的红岩啊！”1985年金秋10月，她81岁高龄重返曾从事进行八年艰苦卓绝斗争的山城重庆时，在“刘太太”墓前鞠躬、献花，继续深情地重复这句朴实而庄严的话语。
她，刘太太，就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不收房租的房东——红岩大有农场女主人、红色巾帼饶国模。
饶国模（1895.5.13—1960.6.14），字范英，从小聪慧、活泼，向秀才叔父饶南波习读诗文，熟读四书五经，打下写诗作文的厚实基础，一生诗作丰富，格局大境界高，直抒胸臆，感染力强。少年时代在两个哥哥的影响下，不满足于旧学，特别是在二哥国梁的坚定支持下，先后到云路乡小学、铜梁县女中读新学，满脑子新式思想，并深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熏陶。二哥的革命事迹、英雄壮举和壮怀激越的诗篇，深刻地影响了她一生，激励她成长为爱国志士，是一位从传统女性转变为新女性、实业家转变为革命家的杰出代表。
女权运动践行者 实业救国弄潮儿
二哥国梁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坚贞不屈、慷慨就义的消息，由时在大足县任职的大哥国栋捎回家，犹如晴天霹雳让全家陷入无底的悲痛之中。
其实，国栋早已知晓这个噩耗，但为了家人免遭清王朝鹰犬的迫害，他强忍痛失胞弟的悲伤和对清王朝的仇恨，直到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才回家将此噩耗公开。大足人民为家乡涌现出如此伟大的革命功臣、盖世英雄而骄傲、而自豪！其时，16岁的国模即将从铜梁女中毕业，洋溢着二哥身上浓烈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凛然正气和济世救国的大志，决心继承二哥的遗志，完成他的未竟事业。二哥曾告诉她，西洋、东洋诸国之所以国力强盛，皆得力于国民素质高，国民素质高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受教育程度高。因此，她于民国元年只身远赴成都，顺利考入追求进步、创办不久的益州女子师范学校。
校长、同盟会员崔觉民思想开明，是女权运动的倡导者。在她的影响下，与新思潮为伍的饶国模广泛接受进步思想，并冲锋陷阵，带头实践，先在同学中开展剪辫子、放缠脚；后反对包办婚姻，并认识到妇女在社会上应有自主权利，必须自强不息，不能依附别人，要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创造生活，特别是获悉女中豪杰秋瑾的事迹之后，认定男子能做到的事女子同样也行。她深受男女平等思想的熏陶，与成都高等工业专科学校的铜梁籍学生刘国华勇敢地冲破封建婚姻习俗，自由恋爱，于1915年毕业后用全新的婚礼仪式自主结婚，满怀教育救国的理想，先后在铜梁等地从事新式教育工作。
20年代初期，刘湘在四川民众苦之久矣的军阀混战中最终笑到最后，登上四川省主席宝座，于是成立铜元局开厂造币，1922年，刘国华在四处碰壁、失业已久后，学矿冶专业的他在国模的鼓励下谋到重庆铜元局技术总监的高级职位。为了家庭团圆和子女有更好的成长天地，她无奈地告别三尺讲台，放弃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携三岁的长女纯化、不满一岁的长子参化和腹中的幼子移居重庆，全力相夫教子，但妇女独立自主的初心反而随子女的成长愈加强烈。她深切感受到，若无经济实力，无论是教育救国还是开展妇女运动，皆死路不通。刘国华机缘巧合攀上刘湘这一“高枝”，当上他的经济顾问，使家庭经济有了根本保障。国模追求独立、践行兴办实业的主张，与大男子主义思想严重又深陷大染缸的丈夫在境界和追求上发生剧烈冲突，但她义无反顾，一边尝试着经营经济实体，一边规劝丈夫“离军阀远点”，为子女和个人尊严要洁身自好，但夫妻俩在观念上已道不同不相与谋了。
国模兴办上海女子工业社四川分社——三友实业社，以纪念当年她与李光岱、岳永著在锦城结下的“松竹梅岁寒三友”情谊，后来她们先后投入共产党的怀抱，情同手足的友谊保持了一生。三友实业社公开打出弘扬国货的旗帜，专卖国产妇女日用工业品，所雇店员全是女性，在当时解决妇女的就业问题可是新鲜事。她虽是初涉商海，但靠诚实守信和吃苦耐劳而生意红火，逐渐扩展到经营茶园、黄包车等经营项目，她的足迹踏遍了山城的大街小巷。
重庆市各界妇女联合会成立后，她踊跃参加其组织部的工作。这个组织主张拥护孙中山，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提出“打倒北洋军阀”等口号。她向社会大声疾呼：要尊重女权，为争取妇女解放而奋斗。她用实业社打掩护，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为率先在北京秘密加入中共、带着回重庆搞学运任务的岳永著谋到省立女子职业中学教务主任一职，岳永著在女职中建立中共组织，迅速开展起学生运动，并利用学校迫害进步学生的契机，成功驱逐了反动校长，国模还神通广大地使李光岱当上校长，进步力量完全控制了女职中。
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被有准备、有眼力的饶国模抓住了，改变和成就了她的后半生，并且与中国革命史紧密相连。
四川省会当时驻重庆，省政府为筹集军饷以扩充实力，在“开发重庆”的诱人口号下鼓励私人投资开垦重庆郊区的无主荒地。饶国模眼光独到，瞄准了无人问津、常人眼中的“不祥”之地红岩嘴——因背靠的山脊和荒坡本身的地质成分主要由侏罗纪的红色页岩组成、地形酷似伸向嘉陵江边的山嘴而得名。
这是嘉陵江边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距离城中心不到10公里，荒山地、野山沟，亘古荒凉，人迹罕至。坟茔累累的乱葬岗里冷不丁扑棱起的乌鸦让人心里发毛，夜间途经此地更是瘆得慌。此地唯一的使用痕迹是军阀们曾将这里作为军事训练的打靶场，不时可见厚厚的灰尘、砂砾和乱石中废弃弹壳及岩壁上凌乱的弹孔。她那成天沉迷灯红酒绿、麻将牌桌的丈夫反对无效，她果断提取多年积攒的全部存款，买下这片500多亩的贫瘠荒坡，创办起红岩嘴农场，主要种植经营各种果树及花木。
农场硕果累累，欣欣向荣，但这一闹市附近的村庄依然人烟稀少，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全国的战时首都，附近才逐渐有了居民和烟火气。饶国模终于完成从“教师爷”向实业家的华丽转身。
救亡图存掀浪潮 赤色家庭急先锋
她专心学农务农，辛勤耕耘，农场逐渐有了起色，开始步入收获季。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1932年又挑起淞沪战争，再向华北咄咄进逼。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使饶国模成天为祖国的前途忧心忡忡。在重庆各界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时，她献出准备进行农场二期工程建设的全部资金，创当年重庆个人捐献之最，使得不少在义捐上小里小气的太太、小姐们深受感动，有的当场摘下佩戴的项链、手镯、戒指甚至帽子等，进行二次捐赠。
有趣的是，四川省主席刘湘将出缺的长寿县长一职委任给刘国华。国模给丈夫约法三章，不准他欺压压榨百姓，表示自己有能力为子女营造避风港。刘县长虽然在大染缸里乐此不疲、无力自拔，但毕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专业技术官僚，当年也深受舅哥饶国梁壮烈雄魂的熏陶，在随波逐流中保持着底线和良知，甚至在妻子的提醒和点拨下，不知不觉中为自己的历史涂抹上一丝“红色”：1934年，川陕红军一部要通过长寿县境时，一路未遇设防，没废一枪一弹，反而得到刘县长为大军筹集的钱粮。在北伐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刘县长此举确实很“冒险”，但刘湘正忙于与“围剿”红军、降服四川而欲收一箭双雕之效的蒋介石斗法，对属下的这一“叛逆”视而不见，不予追究。刘、蒋斗法的结果人尽皆知，蒋的势力进入四川，他的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和军委会别动队分别进驻重庆，刘的势力退出重庆。1935年6月，四川省政府从重庆迁往成都，刘湘军政活动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刘国华的县长任期也戛然而止，政治上的失意加剧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在外与年轻女人公开同居，当他向妻子提出纳妾时，忍无可忍的妻子在子女们的支持下，将他永远赶出家门。
红岩嘴农场经过国模五六年的辛勤耕耘，四季花开，绿树成荫，百鸟争鸣，乌鸦无踪，漫山遍野的蜜桃、荔枝、香蕉、柠檬、红橘、苹果、雪梨、桂圆和一些从外地引进的水果品种，把果树压弯了腰，“红岩嘴的水果”远近闻名；新挖的几口池塘既用于灌溉蓄水，也养得鱼虾蹦跳。国模卖掉添置不久的公馆——位于城内曾家岩的三层小楼“知还山馆”，在农场里修起一栋楼房，带着追求光明、进步的三个儿女，离开闹市，以场为家。
姐弟仨学习十分刻苦，参化知道我国严重缺乏钢铁，异想天开要发明一种玻璃炸弹炸鬼子，弟弟圣化积极响应，悄悄把学校宿舍布置成实验室，在郊外山上进行爆炸试验的最后两道工序时发生意外，一掌将弟弟推开的参化被炸伤……重庆高等工业学校的学生组织了一支暴风歌咏队，圣化是队长，他们自己创作歌曲，活跃在重庆城乡，每个星期天他们都要步行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去演唱，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有响彻云霄、沸腾着抗日激情的《暴风之歌》：“暴风，暴风/原野刮起了暴风/奴隶们惊醒了/忍着饥寒，捱着伤痛/团结起来，对准那旧世界……进攻！进攻……”《三江好》洋溢着抗战必胜的乐观和信心：“我告诉我的同志们/我们相会在何地……就在河岸边那老地方/集合起我和你/背起你的枪/就在黎明的时候……”
重庆的进步学生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八一三”剧团、自学读书会、格致读书会，重庆市学联总干事会……在这些队伍里总会闪现着参化、圣化兄弟的身影，哥俩在后来的革命中九死一生，新中国成立都成为顶尖的科技专家并担任重要领导职务。
国模潜心经营农场，同时更加积极参加抗日爱国活动。弟弟国材早已是中共秘密党员，侄女饶友瑚、堂侄刘文化如今也是。他们经常出入她家，一些进步青年、地下党员常到她家开展革命理论的学习和讨论，也常带来共产党组织办的书报杂志。她平时粗茶淡饭，生活十分俭朴，但对这些青年朋友总是热情款待。正因为这些进步力量“包围”了她，潜移默化影响她，她对共产党有了新认识。
红岩党支部在这里悄然成立，刘家三姐弟和林涌一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宣誓。国模发现儿女们都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时，十分欣慰，全力掩护他们的活动。经组织决定，刘纯化、刘圣化先后去延安学习，刘参化去新疆学习，她都高兴地为孩子们送行，精心烹制好饭菜以示祝贺。“近朱者赤”的她，已从实业家蝶变为党的支持者。
山河破碎民族恨。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队在多次会战中大多一败涂地，一溃千里，与八路军、新四军率领的全民抗战、稳扎稳打形成鲜明的对照，国模逐渐认识到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重庆作为战时首都，抗日浪潮风起云涌，各界成立抗日救国组织，游行、集会和抄查日货的爱国行动此起彼伏。全国妇女慰劳会成立，她担任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兼劳动部长，四处奔走，广泛发动妇女群众赶制棉衣、背心、布鞋，慰劳前方抗敌将士，创办战地救护训练班，广泛募集捐款支援抗日前线。
通过兴办农场，她实业救国的理想逐步实现。出乎意料的是，自己的农场将迎来尊贵的客人，为挽救民族危亡、为全面抗战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为困难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提供的帮助不可估量。
红岩精神创立地 大爱无疆革命娘
1938年初，大片国土沦陷，抗日形势越来越严峻。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沿海和长江中游内迁的工厂约四成布局山城，市区人口猛增，房价顿时涨如金价，有金子不一定能换得房子。周恩来、叶剑英等领导人考虑到重庆的重要地位，立即派员到重庆组建八路军通讯处（1939年1月，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人抵渝后，改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简称“八路军驻渝办”），其机关设在城内的机房街70号（今渝中区五一路），机要电台和一部分人员驻棉花街30号。中共中央南方局机关秘密设在办事处内，对外只称办事处，不提南方局。
随着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增加，原有的两处房屋不敷使用，且地处闹市又分散办公，不利于工作、防空和保密，周副主席便指示办事处主任钱之光等同志牵头另觅合适地址。
1939年春，地下党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书记廖志高到饶家上完党课后，巡视了周围环境，认为这里靠山近水，偏僻、幽静，离城较远，有利隐蔽和防空，还有个关键的条件是他判定饶国模乃我党的同情者、支持者，便郑重地对刘圣化说，要把几位党的领导同志尽快地隐蔽到饶家来，同时考虑在红岩嘴建造八路军驻渝办用房。刘圣化告诉母亲后，饶国模意识到自己的农场能够帮共产党解决办公地点问题，更好地动员、组织全国人民抗日，欣然同意这件直接支持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天大好事。
八路军驻渝办负责人钱之光、周怡前来红岩嘴，用军事指挥员的眼光进行实地勘查，深感满意。他们与饶国模谈得非常融洽，她满口应承他们提出的要求。
“红岩”经过双重的组织考察，结论不谋而合。川东特委向周副主席呈送详细的报告，从饶国梁烈士到饶氏四兄妹，从刘国华本人到刘家子女，从饶国模本人到往来此地的社会关系，逐一陈述、分析，认为“地处市郊，宽敞偏僻、安全、无干扰”“无论租借现房或新修住房都极方便”“且有较好的两面政治的掩护色彩”。周副主席一锤定音，“红岩”的历史翻开崭新的诗篇，“红岩荒谷坡，抗战谱辉煌”的历史大剧拉开帷幕！
1939年4月，在红岩嘴农场隐蔽居住的有董必武、博古等。周恩来、邓颖超也常来这里。实际上，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工作开始在此开展。国模恳请董老给农场取个名字，董老应允道：“以地名定，叫红岩嘴；若以建场的地位、作用，却像是大家所有的农场，就叫大有农场吧。”于是，他手书的“大有农场”高悬在竹篱大门上（后来镌刻在条石砌成的大门上），与它的主人饶国模一样，载入史册，成为“天下大公”的一个版本。
国模眼见周恩来等著名的中共领袖竟如此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心里既钦佩又欣慰，对他们的生活照顾无微不至。她拿出积蓄，以给女儿建婚房的名义，为新建八路军驻渝办划出土地、勘察设计，代垫费用、购买建材，从大足、铜梁请来工匠，及时破土动工。房屋建设完全按照周副主席审定的设计图施工。这栋后来成为革命圣地的“红岩小楼”名震中外，经历近百年风雨侵蚀，其精美、坚固和实用，至今仍属建筑学教科书级别的经典。
这笔价格不菲的建楼款，国模除清空箱底，还东拼西凑才筹集到位。竣工后，周怡、钱之光先后向她支付，费尽口舌也未能完成任务，周副主席不得不亲自出马，以世界杰出外交家的口才加上搬出红军、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军规军纪来劝说，她才勉强收下。不过，后来她陆续把这笔款项用于资助中共的抗战大业，好比“羊毛回到羊身上”。她已从党的支持者成为党的工作者。
房屋修好前，国模让出一栋两层楼的瓦房和一幢草房给董老等同志隐蔽居住，还为他们搭建临时棚房。周副主席等领导来红岩嘴躲空袭也住在她家。
1939年5月初，日寇以百余架飞机组队连续两日对重庆狂轰滥炸，即历史上惨绝人寰的“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设在城内的八路军驻渝办被炸毁，但在红岩嘴农场的同志安全无恙。驻渝办工作人员连夜转移至农场，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主人全家也忙得不亦乐乎，为大家烧水做饭，安顿老幼，通宵达旦灯火不灭。次日天刚一亮，就张罗搭建起一排临时席棚。
特别要补充叙述的是，自从1年前日寇开始轰炸重庆市区，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就到四郊威胁、警告，不准老百姓租房给八路军。
不到半年，当年秋冬之交，一栋砖木结构的欧式楼房在农场西北的山坡上拔地而起——外观上看似两层，实际上是三层，大小房间多达54个，而且人字形红瓦顶上藏有亭子间样式的小阁楼，既增加了使用面积，也通透灵气，一扫沉闷。最关键是周副主席设计的“迷宫窗”，即在每个楼梯口都设有与房间同样的门窗，万一出现紧急情况，就关上楼梯门窗，进入大楼的外人一时半会很难找到楼梯口，便于内部人员能够从容地从后门通过后山转移，或在大楼内与外人“捉迷藏”，极端情况下与敌打起楼道巷战来，也十分有利。
每层楼的功能设置也严密而巧妙。一楼为办事处、救亡室和专供审查用的假电台；二楼为南方局和图书室；三楼为机要室和真电台。楼梯设在房间里，锁门可延缓上楼时间，以便紧急时销毁文件。内部工作人员各司其职，不能随意进入其他楼层或串门。三楼更是禁区，只有少数报务员和机要员才能踏入，其他人哪怕在办事处工作过多年也绝对不能踏进半步。一楼传达室的桌子腿上安有电铃，若遇紧急情况，值班员用腿轻轻一靠就能警报通知楼上。
至于楼前的台阶、栏杆和高高的平台底座，平和而威严；矗立在半山腰，自然显得高大巍峨，视野宽广，反过来，浓密树荫掩映下的这栋建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只不过一小楼而已。
周副主席夫妇从曾家岩50号（在今渝中区，尊称“周公馆”）迁来，董必武、叶剑英、博古以及后来的王若飞等同志都在此办公、居住。红岩嘴13号正式成为我党在国民党统治中心的革命大本营，往来延安、重庆的红色电波越过千山万水，成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南方局在八年抗战中，领导国民党中心统治区各项工作的司令部。尽管有国民党的刁难和监视，但国内各界知名民主人士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慕名而来寻找精神家园，数不清的国统区热血青年从这里出发，奔向延安，踏上为国效命的抗日疆场……国际上许多党政军界要人、著名作家、新闻记者和国际主义战士，也是这里的座上宾，这里也成为他们前往延安的出发地。
从那时起，国模与八路军驻渝办的同志同安危、共患难，其乐融融。为了应对国民党的刁难迫害，她学会随机应变。不时有特务来“光顾”，蛮横地闯进她家责问，她不慌不忙地拿出预先准备好的“租约”说，我是生意人，他们出钱我就租给他们，租金也够高的吧，再说现在不是讲团结抗战吗？特务们无言以对，灰溜溜地溜了。实际上，八年中，她一分钱房租也未收过。
她自觉承担起“警卫”工作，有的地下党员初次来办事处接头，常常是先到她家，然后经办事处来人核实清楚，再被带进红岩小楼。在南方局为了保存力量，要将一批进步民主人士护送去香港和桂林之时，她一边殚精竭虑保护好他们的安全，一边千方百计筹集资金，直到他们从“那边”传来报平安的消息才放心。
八路军驻渝办刚一挂牌，国民党那边就飞出幺蛾子，要在红岩小楼旁边建一栋国民参政会大楼，这明摆着是唱对台戏，真正的险恶用心是窥探、监视。国模跟他们斗智斗勇，口若悬河，振振有词，不惜把二哥饶国梁大将军搬出来当挡箭牌，将趾高气扬的特务们给硬顶了回去。她料定对方不会善罢甘休，就把情况报告周副主席，他赞扬她的机敏睿智后，指出她这样一直硬顶下去可能会遭致特务们下毒手，况且特务们的窥探、监视从未停顿过，那我们不妨将计就计，干脆与狼同穴、与狼共舞，让他们来当“贴身保镖”，我们加强戒备、提高警惕，还可以对他们进行反监视、反观察，从而可能更多地了解、掌握他们的情况，为我所用。国模顿时豁然开朗，思谋如何对付下一次挑战。
果然，她要是再硬顶会非常麻烦，其实根本就顶不住。来者乃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他在晚餐后偕夫人——饶国模的“牌友”而来。他绕了个大圈子后终于言归正传，国模马上一本正经赞扬部长大人的“高瞻远瞩”“通情达理”，再倒了一肚子苦水，最后爽快地表示“恭敬不如从命，一定尽力而为”，谈话在“愉快”的气氛中结束。
王世杰派来的两个人对饶国模点头哈腰，十分恭敬。按照周副主席的意图，国模在自己家对面的山沟里划出一块地给他们，以便办事处和自己居高临下对国民参政会进行监视，同时狠狠宰了他们一大笔：高额租地资金、毁坏果树的赔偿费，但在明面上送了堂堂外交部长一个“人情”。几个月后，参政会大楼建起，租金和赔偿费也用到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大业上。
表面上，国共各自的大楼井水不犯河水，以饶家屋前的黄葛树为界，往上是半山腰的红岩小楼，阳光、明亮，往下是山沟的参政会大楼，阴冷、暗淡，所以办事处的同志称大叶榕树为阴阳界，往上是阳光道，往下是阴间道。有天晚上，一位初来南方局的同志误入阴间道，进了参政会大楼，被特务抓住后吊打、审讯了一整夜，国模出面才保释出来。因此，20年后郭沫若先生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后方有“榕树界阴阳”的诗句，其实是个梗。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逐渐增多，国模又拨出几间平房给办事处作招待所。
她经常给同志们送蔬菜、水果，还建立托儿所，帮助出差的同志照料小孩，并且赡养老人。周副主席的父亲周贻能、岳母杨振德住进来后，她尽力照料。后来，为安葬这两位先后仙逝的老人，及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李少石同志（周恩来的英文秘书），还有病逝的几位同志，她特地建立一块墓地。时隔几十年，邓颖超同志还念念不忘，说“红岩村民”的生老病死，刘太太样样操心，样样都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国民党掀起新一轮反共、误国的恶浊高潮，在重庆要将红岩困成孤岛、死岛，断绝八路军驻渝办与延安的交通，甚至禁止粮商卖粮给红岩村，连蒋介石当年在上海滩那套地痞流氓手段全用上，妄图逼迫共产党人就范。办事处经费异常困难，一时竟揭不开锅。国模知道后，偕小儿子到市中区向陈姓亲戚借贷，大小钞票装满大麻袋，母子俩背回来交给大家救急；当四处告贷无门时，她又悄悄将梨树砍了卖，让农场工友到铜梁买回大米供大家食用，解了燃眉之急，终于共同渡过难关。周副主席得知后，十分感动地说，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广栽果树，以感谢饶国模那样的人民群众的无私支援！
钱之光、童小鹏等昔日南方局的干部回忆起这段艰难的日子，后来撰文称：“当我们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轰炸而满腔仇恨的时刻，得到饶国模一家的热情关怀，我们每一个工作人员都感到十分温暖，衷心地感谢他们。”在这八年峥嵘岁月中，宾主亲密无间，情同一家，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农场内，她让房、划地，先后建起招待所、托儿所、篮球场；把最好的土地拨给办事处种植，又把距红岩村20里的高峰寺梨子园的房子交给办事处做新华印刷厂和干部疗养所；还把小龙坎福元寺的产业地拨出一部分作八路军公墓……1978年，邓颖超同志在北京接见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同志时说，当年饶国模在重庆对我们的帮助，真可说得上生老病死，无微不至。
国模还利用两个哥哥是老同盟会员和国民党员，丈夫也是国民党员的背景，以及自己“农场主”的特殊身份，广泛与上中层社会联系，掩护同志，援助革命。
1945年是个伟大的年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散尽。5月8日，法西斯德国投降；8月15日，法西斯日本投降。也许是天意或巧合，也许是饶国模能掐会算，一栋新大楼恰好在此时竣工剪彩，像冥冥中献给世界性伟大胜利的礼物。新大楼底层是宽大的礼堂，从此结束了红岩村没有大礼堂的历史。大礼堂的启用，恰好用于欢迎毛主席大智大勇深入龙潭虎穴、亲赴山城举行重庆谈判举办文艺晚会。毛主席在渝43天里，绝大部分时间下榻此楼。这栋外表简朴、阔大的建筑，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尾声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中心统治区的指挥机关。
毛主席设宴招待饶国模，周副主席等同志作陪。席间，毛主席频频举杯向她致谢：“我代表中国共产党感谢你！”她感到莫大的光荣和鼓舞。她就是行动上、思想上早已符合共产党员标准，党内暂未履行组织手续、忠实的党员了！
抗战胜利，国民党还都南京。1946年5月开始，办事处大部分同志陆续撤离重庆，每个人与她依依惜别，不少同志泪流满面。董必武在临行前《题赠饶国模女士一绝志谢》：“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居停雅有园林兴，款客栽花种竹忙。”并在诗后附上长长的题跋。国模喜不自禁收下董老的墨宝。
自与八路军驻渝办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同志们频繁接触后，国模思想上进步巨大，深受教益，更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她曾与董必武、孔原和柳亚子等一起吟诗唱和，写下许多肝胆照人、从未发表的诗篇，表达了她的爱憎之情，折射出她的高尚品德。早在1943年，国民党御敌不力失地千里，她以《感时》为题抒怀：“抗战风云几度春，凯旋歌声不曾闻。窗前遥望西边月，可恨遮蔽有乌云。桃花林前须问津，捍卫首都无干城。红岩有幸留英杰，中流砥柱尚有人。”
她满怀信心展望抗战胜利、民族解放的未来，甚至敏锐地预见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江山的美好前景，“园地虽小堪屈膝，雅人借此可为家”“此地英雄留胜迹，红岩异日放光芒”。
其中两句实在经典：“他年凯旋高歌时，红岩即是众人家！”她既是革命胜利的预言家，也是迎风傲雪的报春花，还是献身革命的理财家。“红岩即是众人家”预示着她近十年后的那大公无私、无上高尚的惊人义举！
裸捐巨额家产 成就革命圣地
仅仅1个月后，蒋介石就冒天下之大不韪，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悍然下令22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军围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山城腥风血雨，饶国模的处境愈加艰难。上级党组织派胡启芬同志担任重庆市委妇委书记，得到国模的积极支持和大力协助。
1946年6月以后，国模一如既往支持留渝继续战斗的人员，还用办事处退回的红岩小楼办起红岩小学，让几名地下党员当教师，保持党在重庆保有一个安全的重要联络站；又用退回的参政会大楼无偿支持育才学校办学。红岩村重新热闹起来，表面的喧嚣成为掩护同志和革命的有效盾牌。
1947年2月，我党驻渝的公开人员被迫撤回延安，国模的处境更加危险，但她一如既往全身心为党工作。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支持地下党组织办《挺进报》，她捐献钱物，其忙碌和操劳的程度，一点未减。此时的她在政治上更成熟，担任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妇女联谊会理事，接受胡启芬的单线领导。
1947年秋末，第一次华蓥山起义因叛徒出卖而失败，损失惨重，突围成功的骨干只有在人口众多、地形复杂的重庆城才能分散隐蔽。华蓥山纵队三十四支队政委首先想到红岩村。“刘太太”想尽办法，将这近30位队员在特务四窥的红岩村和磁器口“窝藏”了1年多之久！直到第二次华蓥山起义前夕才安全撤离。为支持这次起义，眼下“两袖清风”的国模将自己的首饰盒一并捐出，其中包括自己最喜爱的只有在重要社交场合才舍得佩戴的那条金项链！这位在重庆商海叱咤风云的“大佬”，此时身上一文不名！
其间，川东八县的党委委员会议，在红岩小楼三楼开了一整天，为此她巧妙设局，与监视红岩村的特务们喝酒、打牌一天半，保障了与会人员的绝对安全。
依蒋介石的德性，饶国模如此多的“不赦之罪”，纵有百颗头，也不够他砍。
1948年初，国民党在军事上惨败，特务们更疯狂地镇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白色恐怖笼罩山城。在这最黑暗、最危险的时刻，饶国模却毅然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胡启芬通知她，党组织同意吸收她为党员，自己作为她的介绍人。饶国模喜不自胜，感觉自己这叶几十年来飘荡在风浪中的小舟，今夜终于有了停泊的港湾！不久，胡启芬不幸被捕，被囚禁在渣滓洞，在（1949）“11·27大屠杀”中英勇牺牲。
此后，国模的处境愈加险恶，特务常常敲诈勒索她。解放前夕，特务扬言：“刘太太是把大红伞，专门包庇共产党，非把她抓起来不可！”她不得不到江北、大足、铜梁等地隐蔽，否则，白公馆、渣滓洞将会多一位革命烈士。这位活着的“烈士”回到红岩村时，重庆解放的曙光已初现。
重庆回到人民的怀抱后，国模十分振奋。1950年7月1日，她选择建党纪念日这个美好的时刻，在向党敬献的一方鲜红的丝绸上，用毛笔楷书工整地写上：“值兹西南解放后第一次公开庆祝伟大纪念日无所奉祝，特将重庆市红岩村内房屋两大栋，果园一幅，连同地皮一千方丈敬献我人民政府……谨献此地略表崇敬，并作永久纪念。”
饶国模无私捐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岩村，为红岩革命纪念馆的建立，奠定了最根本的物质基础。
与她婚姻名存实亡的“先生”刘国华，尽管在时代浪潮中落伍了，但没有做任何反革命的事，且在长寿县长任上帮助过红军，所以解放时在四川省铜梁小安溪水利工程处处长的职位上被人民政府作为技术人员留用，此后历任铜梁县工商联主席、四川省江津地区工业局长和永川县政协副主席等职，1984年高龄辞世。
解放后，党对饶国模在政治上十分关怀。在重庆举行的第二野战军和地下党的会师会上，她被邀请上主席台，戴上了大红花。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第二野战军政委，在大会上高度称赞她，“这就是红岩村革命的妈妈”，安排她为重庆市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代表，第二届、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安排她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及西南妇联、全国妇联担任要职。1950年初春，周总理特地邀请她到中南海西花厅做客，并设宴招待她，邀请当年的“红岩村民”一同欢聚，周总理高高地举杯向她敬酒：“刘太太，感谢你对革命的支持！”大家亲切畅叙往事，合影留念。
1960年2月3日，郭沫若先生参观红岩革命纪念馆时，赋诗称赞饶国模的事迹：农场名大有，榕树界阴阳。春色人间满，红旗海内扬。当年革命地，而今育民堂。昂首怀先烈，泪泉自夺眶。
是年饶国模先生在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期间，因患脑溢血而瘫痪。经抢救、医治20多天无效，不幸于6月14日逝世，享年65岁。
全国政协设置灵堂，为她举行高规格的追悼会。她在身份仍为党外人士之时，哀荣达到极致：灵堂内外鲜花如海、挽联似雪，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众多的“红岩村民”寄托哀思。有浸透对她深情的：何幸从患难中得遇知己，那堪于顷刻间永别斯人；有高度概括她历史功绩的：保持朴素作风早有徽音传蜀道，拥护人民革命欢迎八路驻红岩。
《人民日报》发布饶国模逝世的讣告，新华社通过外语广播将这不幸的消息传向全世界……
1958年，以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红岩村”）为主体的红岩革命纪念馆成立并对外开放。1961年3月，国务院公布“红岩村”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称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旧址。“红岩村”始终是中国抗战精神、红岩精神的重要象征，是全国人民向往的革命圣地。
1980年初，重庆市人民政府拨付专款，在红岩小楼右下方的平台上为她修建墓园，举行骨灰安葬仪式，“饶国模同志之墓”庄重肃穆。她回到了自己一手建造的红岩村，永远与这座伟大的英雄城市融为一体，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因为入党介绍人和唯一联系人胡启芬在重庆解放前两天牺牲，饶国模的党籍问题悬而未决。组织上查清后，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于1981年5月作出《恢复饶国模同志党籍的决定》，其党籍从1948年3月算起。饶国模同志无遗憾了。
中国大足饶氏一家，当之无愧的“革命之家”！重庆红岩村，当年大后方人民心中不灭的灯塔，全中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精神家园！
（布谷夫：本名刘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