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渝周刊·龙水湖
□布谷夫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每当置身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悲壮、崇敬之感油然而生，心中默念着自己在这里再次寻到中华民族的根魂……每到一地，最心仪之处是纪念馆、博物馆、烈士陵园，其次才是风景名胜区。在情景更为具象、氛围庄严肃穆的烈士陵园里，总是禁不住饱含热泪……
统一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充满艰难曲折，实属不易，迁徙和融合，与现行省级行政区划复杂、多变的形成过程颇为相似，一门学科——历史地理学因此创立。秦朝作为统一封建王朝的滥觞，开始实行郡县制，至今2200多年中，全国性区划调整主要有两次，一是元朝开始实行行省制，二是康熙初年江苏与安徽、湖南与湖北、陕西与甘肃等六省的设立（分别由江南省、湖广省、陕西省一分为二）。有趣的是，广东、广西何时正式分家，史学界有“唐朝说”“宋朝说”“明朝说”，争执不休，没有定论，且当今的广东、广西同胞各执一词，互不认可，遂成历史地理学的一道“罗生门”。
省级行政区相对稳定得多，很少调整，而市、县、乡（镇）因为辖区范围小得多，调整的频率相当高，追溯其历史就更繁琐。比如，一个叫云路的乡级区域，在元朝至元年间（1264—1294，忽必烈统治中国34年中的后30年）以前，属巴川县（今铜梁区的主体）管辖，西与曲水，东与侣俸、土桥，南与万古，北与平滩等乡镇接壤。元至元十九年（1282），云路划入大足县，又名“双山铺”。清朝并入曲水里，在大足的东北面，距县城60里，东北与铜梁、南与万古、西与米粮里接壤。
清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推行新政，县辖乡镇，设置云路乡。
民国36年（1947），四川省政府上报中央国民政府核准云路乡更名为“国梁乡”，以纪念饶国梁烈士。以人名作乡镇名，国梁乡即今国梁镇乃大足区的唯一，其顶格核准级别亦属罕见，可见饶国梁在当时的影响之大、历史地位之高。
“国梁乡”得名十八年前的1929年，就是为孙中山先生举行奉安大典、灵柩从北京碧云寺移至南京中山陵那年，国民政府出资在饶国梁家乡修建“饶国梁纪念馆”。馆址占地700平方米，一楼一底中西合璧砖木结构欧式建筑，十分庄严、气派，在当时确实是气势恢宏的高端建筑。纪念馆以图片文字展板、实物复制品展出，全面翔实地介绍饶国梁参加辛亥革命到广州起义的全过程。后来，加展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红色巾帼英雄、饶国梁胞妹饶国模的事迹。纪念馆全面、形象地展示了饶家兄妹为了民主共和、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赤诚奉献和特殊贡献。
201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拨付专款修缮该馆，次年即纪念辛亥革命胜利100周年之际，正式对外开放，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上篇：革命先驱饶国梁
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三日（1888年7月21日），大足县云路场饶家祠堂院子，科考失意之人饶树奇的次子降生，没想到这个婴儿自少年时期就极不“安分”，在人世间的轨迹仅23个春秋，却是中国革命的天幕上一颗耀眼的星星。
饶家是早年从贵州迁居四川的耕读世家。饶树奇的母亲节考孀居，被清王朝册封为举孝廉人家。树奇先生尽管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遂纳捐从九品“芝麻小官”。膝下三男一女分别名国栋、国梁、国材、国模，取“栋梁之材、人之楷模”之意。历史证明，饶家兄妹不负父母厚望，在新旧变革、革命斗争高潮迭起的时代洪流中追求进步，英勇无畏，皆成为对革命有功、对国家民族有用之人，值得后世永久追忆、缅怀。
饶氏“国”字辈四兄妹皆为人中龙凤，为了让读者对他们出生的时代背景有比较直观的印象，不妨将他们与同时代的历史风云人物进行时序上的比较。
老大国栋，1885年生，老同盟会员，从事民主革命活动；与《革命军》作者邹容同庚，比蒋介石大2岁。老二国梁，1888年生，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比朱德委员长小2岁、比蒋介石小1岁，比李大钊先生大1岁。老三国模，1895年生，女，中国革命史上最著名的“红色房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比毛主席小2岁，比周总理大3岁，恰巧与著名的革命伉俪蔡和森、向警予同庚。老幺国材，1897年生，中共早期地下党员，从“三三一”斗争到迎接解放，为革命出生入死。他们共同铸就了一个跨时代的“革命之家”。本文重点讲述老二国梁、老三国模兄妹惊天动地的革命事迹。
矢志振兴中华 足迹踏遍神州
饶国梁（1888—1911），字作霖，号少峰。他的大哥国栋在重庆师范学堂读书时就思想激进，坚决拥护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参加孙中山主导创立的同盟会，勤奋工作。国梁性格刚毅，从小受大哥的影响能诗善文，14岁考入县城高等小学，翌年，15岁的他与反动学监何霞成发生冲突，拔下窗棂痛击之，被学校除名。何霞成仍不放过，串通县衙捕快抓捕他。他在师生们的支援下，爬上学校围墙，跳出逃脱。
他考上百里之外的江津蚕桑传习所，第一次用桑叶投喂春蚕时，看到一只只白胖的蚕虫贪婪地爬上嫩叶，从四周啃食一张张酷似祖国版图的桑叶，耳畔骤然响起大哥的声音：维新变法没走通，三民主义刚开头，可我中华民族的领土早被各列强国蚕食得所剩无几……国梁幡然醒悟：学蚕桑非吾救国济民之素志。他于是毅然告别蚕桑传习所，启程前往成都，寻找报国救国真理。
他刚到成都便大病不起，幸得同寓璧山县蒋大童资助治愈。病愈后，他得悉四川陆军弁目队招生的消息，报考时被川军教官周骏和受袁世凯派遣到四川靖边的陈宦看中，录取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新学员。他在家书中表达了忠孝难两全的纠结和立志献身革命的决心：“伤哉兄与母，陡屺且瞻岗。不克成名士，何为恋故乡。尽忠难尽孝，无志即无光。到处青山在，好将白骨藏，生平虽有限，来日正方长。从此永离别，誓将夙愿偿。”杀身成仁的坚定决心力透纸背，“到处青山在，好将白骨藏”与几乎同一时期少年毛泽东《七绝·改诗赠父亲》中的“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完全是异曲同工、隔空呼应，仅是五言诗与七言诗的区别。
在陆军学堂求学期间，同盟会派遣喻培伦潜回川鄂结纳新军，发现饶国梁素负壮志，遂介绍他加入同盟会。国梁从此常与熊克武、杨森等人结伴。他听说詹树棠、刘绍峰等人将在宜宾起义，便同熊克武等人赶往参加。起义因走漏风声未成功，他被扣押后幸靠机敏巧言得脱，潜回家中度过20岁生日。
1909年8月，国梁从陆军学堂毕业，充任第六十五标见习官。因为议论清廷腐败无能、不抵抗帝国主义侵略、主张革命，被朝廷爪牙告密，正当四川总督赵尔丰派兵搜捕他时，他获信弃官逃走。回到家中后，母亲做主，他与覃惠仙女士结发。新婚半月，他就离家奔赴重庆，继续探寻救国救民的革命真理。“夫妻相结发，本是好姻缘。怎奈国多难，无心暇鼓弦。”为献身革命，重情重义的他不得不割舍儿女情长。可惜他们来不及留下一男半女，覃惠仙女士在夫君舍身就义后守节孀居45年，1956年郁郁而终，令人欣慰的是她在新中国生活了7年，可以告慰夫君的在天英灵。
国梁从大哥那里打听到曾接纳、培养他的恩师陈宦已从四川赴贵州靖边，且云南讲武堂有方涛声、赵时康等同盟会友，便立即赶往贵州、云南。才华横溢的他有一个好习惯，逢事都要赋诗言志，五言、七言出口成章。他过早牺牲了，好在这些诗篇成为后世了解他的成长、战斗历程，研究辛亥革命的宝贵资料和重要文献。赴滇途中，他“餐风宿露苦奔波，易水寒兮吊古歌。久辞家山魂梦远，头颅欲试剑初磨”。
当他从贵州抵达云南时，却碰上云南正在缉捕革命党人，方涛声、赵时康不敢接纳他，而陈宦已远赴东北奉天（今沈阳）。国梁只得孤身北上，寄希望于奉天之行。他一路艰险一路歌：“成败原来听在天，愈遭挫折志弥坚。轩辕灵爽当冥佑，暗度子孙离九渊。”
国梁不畏严寒困苦，长途跋涉，陈宦一见满身风雪、万里寻师的国梁，深为感动，隆重地接待自己的这位高足，马上委任他担任奉天讲武堂教官。
一天，他在军事课上讲授道：“去内扰，要练好刀剑；防外患，应学会放枪、投弹”“大清立国三百年，八旗子弟历来勇敢。在讲武堂学军事，要学会以甲兵制外夷，高扬大清国的正黄旗”，当时中国的这种“新军事观点”却被清室鹰犬指斥为蔑视满人、煽动革命。他在剑技、枪弹等竞赛中表现出超强的本领，称雄整个讲武堂，风波方才暂时平息。
他深感此地作为清王朝的“龙兴之地”，仇视革命的势力异常强大，自己单枪匹马难成大事，遂毅然离开奉天，回头南行，前往革命力量较集中的上海去实现自己的报国大志。“惟有长江水，朝朝向东流。不为云雨气，何日可回头？”为不断追寻革命道路，他已辗转半个中国。
国梁到上海后，与熊克武、但懋辛等73位同学发起，集资创办中国公学，担任舍监。公学中鱼龙混杂，既不乏同盟会友，又有陈宦和国梁的故旧，同时也有清王朝的不少走狗，同盟会友视他为同志，反动派视他为革命党，清廷爪牙斥他为“舍犬”。他在恶劣的环境中巧妙地与敌周旋，以实际行动赢得盟友们的信任和拥护，很快将校内的同盟会友团结起来，将中国公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向了高潮。
筹备起义奔波疾 担当大任杀头险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槟榔屿（今属马来西亚）召集会议，决定集中同盟会的精干力量在广州发动大规模起义。会后，黄兴、赵声在香港跑马地成立统筹部，派人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不久，但懋辛接受组织交给的任务：把一批军械连夜运入广州城。会友们一致推荐饶国梁担此重任。国梁收下船票，打扮停当，左手提一只高级小皮箱，右手拄着文明棍，疾步走出小弄堂，在四川路招呼一辆上等人力车，消失在十里洋场的夜色里，直奔浦江码头。
国梁看见但懋辛还在码头与巡检交涉，会友们无法将军械搬上船，便派头十足地迈步上前，直冲但懋辛和巡检吼道：“货为啥还没装上船？”边问边故意高贵地抬腕看看表：“船要开了，还不赶快装上去！”会友们一听就知道是自己人，趁势抬起重箱冲过去。那巡检还要阻拦，他举起文明棍，怒喝：“不认识我，也不知道孚琦、张鸣岐？”随即将手腕伸过去，叫巡检辨认当时还极少的手表，“不认得手表，该知道时间！”还用文明棍敲了敲巡检的脑袋，巡检被他唬得摸不着头脑，也搞不清他与张鸣岐、孚琦是啥关系。但懋辛趁机把巡检拉到一边，塞过去几锭银子，悄声说“这丧门星，来头大得很，你惹不起的……”，巡检无言，会友们趁机一口气把军械装上船。
船至广州港，广州将军孚琦、两广总督张鸣岐正带领人马穷于对付铁路工人酝酿罢工，顾不上让码头仔细查验，同盟会员们从卸货、运进城到把军械搬进莲塘街机关部，几乎未遇麻烦。
从此，饶国梁经常往返于上海与广州之间，既做同盟会交给他联络会党的工作，又完成运输军械的任务。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活动，他扮过新郎送亲客和抬工、搬运工、铁路码头工等，这位“运输大队长”从未失手，未出差错。
一天晚上，国梁又接到一项十分机密的重要任务，要他携带一封鸡毛信立即上路。信中有由黄兴提供的西南会友绝密名单、住址和集结令，要饶国梁立即赴云贵川，联络会党聚集花城，举行广州起义。
国梁火速研究好重返西南的路线后，宣誓：“人在密件在，人亡密件毁，誓死完成任务，决不退后半步！”他咬破指头，殷红的鲜血滴落在红绸包卷的密件上，“吾用吾血连会友，革命决不怕断头！转呈我党孙会首，壮志未酬志不休！”立即藏好短枪和佩剑，二度奔赴云贵，面约会友。他一路豪情满怀：“北来南去春复秋，西风萧瑟动人愁。萍飘只剑孤身在，志士心肝索虏头。”
一路辛苦，步步惊心，随时准备战斗。因多数会友已在国梁赴云贵途中从其他渠道获信，集结前往广州，国梁终于在起义前夕，在西南集结齐尚未得到通知的陈汝环、彭家珍等盟员，携手赶赴广州待命。辛亥年春节刚过，他们赶到香港跑马地15号报到。
饶国梁、陈汝环、彭家珍一行在统筹部附近刚住下，就得知邓泽如、黄金庆、吴世荣、熊玉山、林世安、李孝章等会友已先期住下，他们有的从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赶来，有的从厦门、澳门、九龙等地赶来，群英满堂。
4月的一天，特别宣传机关主持邹鲁来找国梁了解众会友情况，对他们都受过良好训练非常满意，然后把国梁引进密室，告知：“现今海外侨胞和南洋华人已捐巨资，孙先生还继续在国外筹资，并购买枪支弹药。革命已拥有黄兴、赵声所率领的两个军，会友广布中华大地，革命统筹部已在港建立起来，起义近在眉睫。成立选锋（敢死队）在即。今晚夜深，领你带来的会友到这里等我。”当晚，经过考核，饶国梁入选有500名成员（后来扩展为800名）的选锋队（敢死队）。
为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实现三民主义理想，振兴中华，同盟会集结有识之士组织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均未成功，大家对这次筹备中的广州起义寄予厚望。起义原定4月13日举行，不料8日广州铁路工人温大生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广州全城戒严，致使革命党人和军械集中受困，于是决定延期举行起义，算是节外生枝。除负责人外的300余名选锋队员回港待命，留在广州的革命党人仅剩100多人。
25日发生的陈镜波叛变案，就是釜底抽薪、雪上加霜了。参与运送军火的陈镜波自甘堕落，向两广总督告密，张鸣岐得到情报，和反动堡垒一方面提高警惕，加强防范，继续全城戒严，开始清查户口，拉网式搜查；一方面狡猾地“演戏”，内紧外松，引而不发，“引蛇出洞”，妄图一招制敌，把革命党人一网打尽。起义军指挥部审时度势，但内部就延期举事还是马上发难产生了重大分歧，最终考虑到再延期很可能出现人员被抓捕、武器被收缴的极端不利局面，由此可能导致起义遥遥无期，严重挫伤全国高涨革命的士气，遂决定在27日起事。阴差阳错，这注定了广州起义将是“一锅夹生饭”。
原计划安排饶国梁26日晚乘船回香港，但因轮渡乘客拥挤无法登船而折返。他27日一早到机关，方知起义按新计划于当天下午举行。在如此万分危急的险境中，他毅然决然地投入起义准备工作，加入选锋队喻培伦分队。
敢死队员不畏死 冲锋陷阵勇无敌
1911年4月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下午，黄兴发布命令，广州起义打响！起义军将士兵分十路，臂缠白巾，手执枪械炸弹，向清廷派驻广州的军政要地进发，进攻！进攻！
黄兴作为军事统帅，主持指定的“十路围攻”本无破绽。一路，黄兴率南洋及闽省130名选锋，攻打两广总督署，目标包括活捉张鸣歧。二路，赵声率苏皖百人，攻打水师行台。三路，徐维扬、莫纪彭率北江百人，攻打督练公所。四路，陈炯明、胡毅生率民军及东江百人，防截旗满界的清军，并占领归德门及大北门城楼。五路，黄侠毅、梁起率东莞百人，攻打巡警署及广州中协署兼守南大门。六路，姚雨平率百人，占领飞来庙，攻打小北门，迎接燕塘新军入城。七路，李文甫率五十人，攻打旗界石马槽军械局。八路，张醁村率五十人，攻占龙王庙。九路，洪承点率五十人，破坏西槐二巷炮营。十路，罗仲宵率五十人，破坏电信局。同时，委派一批“放火委员”，待起义一打响，即在旗界内租屋九处放火烧屋，制造慌乱和恐怖，防止旗人对总督署、水师行台等要地驰援。
但是，因为形势危急、时间紧迫造成的仓促举事，导致留在香港和附近各县待命的大部分“选锋队”无法赶到；陈炯明、胡毅生、姚雨平临时借故躲避不到，几路人马无人指挥，未参加战斗。准备响应起义的部分新军和巡防营，或因25日叛徒陈镜波告密事件而被收缴武器或调出广州城，或失去联络等，起义军的战斗力已大幅度削弱。最终，“十路+”变成黄兴的“一路”加喻培伦、饶国梁的“小路”。
国梁率20名云贵川选锋队员在莲塘街扼守，以堵截援敌，以确保进攻两广总督署的战斗取得胜利；待黄兴等攻打总督署返回时，即一同攻打驻扎在龙王庙的清军营盘。
17时，黄兴率军进攻总督署，两广总督张鸣岐闻激战枪声，慌忙逃跑，并命令全城清军重重包围起义军，敌我双方在羊城展开殊死战斗。
国梁率选锋队员冲出重围，散入街道两侧店内，利用店铺、走廊、墙壁、梁柱、柜台等作掩护，阻击清兵，连续打退敌人数次冲锋。拼战至夜间，起义军损失越来越大，敌人援军不断蜂拥而来。他只得且战且退。此时，所率领的选锋队员已所剩无几。
弹药告急，敌人又蚂蚁般爬过来。百米、五十米、二十米、十米……“打！”选锋队一阵枪响，敌人应声倒下一大片。
近处，死一般寂静，远处，螺角声声。攻克督署的队伍已冲进去，杀声阵阵，枪炮声震天……
黄兴率队冲进总督署，衙内空无一人，大声下令“放火”，顷刻，大火呼呼燃烧。国梁一见，赶紧下令：“督署起火了！快打哟！”他放眼一看，敌人又密密麻麻地攻来，他将剩下的几个炸弹投掷出去，迅疾冲进弥漫的硝烟中，捡起敌人的枪弹武装自己，东一枪西一枪地转悠着消灭敌人，打得敌人摸不到方向。
国梁坚持着，按联络暗号该撤退转移了。他用暗语呼唤战友，已无一人答应，他与队伍失散了。而此时敌人正向他逼近，将他重重围困。他不断还击，不幸手臂中弹负伤，又弹药用尽，便扔掉枪，拔出剑，祭起川东农民起义志士教给他的十二结盟剑法，突破敌人的包围圈向前冲去，行至北大门，却因地形不熟加之天黑，误入清兵营内，再陷重围。敌军头目见他剑法精熟，不敢恋战，对准国梁扣动了扳机。
视死如归殉大义 千秋追忆大将军
国梁辨风避弹，左躲右闪，终因伤重力竭而跌倒，一众敌人猛扑上去……敌人扭住国梁，如获至宝。
清政府为镇压革命，枪炮声一停止，旋即开庭“审判”受伤被俘的革命党人。
国梁在庭上大义凛然，无所畏惧。他的眼前不断浮现出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1865—1898）的音容笑貌，心中默念他“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那气冲霄汉、壮怀激越的诗句，耳畔响起这位前辈无比悲壮的陈词：“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这位四品京官、湖广总督兼湖北巡抚之子，在变法失败后拒绝逃亡，最后在菜市口慷慨就义，一群刽子手将他按在地上，无比残忍地用钝刀在他头颈狂砍30多刀，那双睿智明亮的大眼才闭上……今天，我饶国梁像“戊戌六君子”一样，为国殉难的时刻到了！
国梁在法庭上毫无惧色，怒斥清王朝黑暗统治和卖国罪行：“吾辈不死，国民不生，马牛奴隶，生何荣焉？求仁得仁，死何憾焉？”他要过纸笔，刷刷刷写下《绝命书》，怒目圆瞪、嘴角充满讥讽地扔向敌人，厉声要求“速死”。
1911年4月30日（农历四月初二），广州城阴风怒号，饶国梁惨遭敌人杀害，壮烈殉国！年仅23岁。
参加广州起义的勇士，没有一个软骨头！除在战斗中不幸阵亡和突围成功成为继续革命的火种者，受伤被俘者37人，个个宁死不屈，慷慨就义！
归根到底，还是敌我在军力上过分悬殊，既无随后武昌起义那样以训练有素的新军为主力参加，又无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只有区区百余名革命党人与帮会人员孤军奋战，广州起义遂告失败。
5月3日，革命志士潘达微冒着被灭门的危险，悄悄将收殓的烈士遗骸合葬于广州郊外红花岗，更名为黄花岗。据广东人民出版社《黄花岗》（徐续编著）考证：1919年审查证实为56人，饶国梁赫然在列；1922查实又得16人，一共72人，竖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1932年再查实13人，竖立“补书辛亥三月二十九广州革命烈士碑”，再后又查实1人，总共86人。但“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称早已深入人心，不再更改。碧血黄花，永远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灿烂绽放！
长眠在黄花岗的烈士们，参加广州起义后在同伴们的血泊中站起来继续战斗的英雄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撞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又一次唤起沉睡中的国民走向觉醒，激励革命同志不怕牺牲、奋勇前进！
163天后，武昌起义爆发！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被推翻！中国革命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饶国梁等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
孙中山先生先后撰《黄花岗烈士殉义一周内祭文》《黄花岗烈士事略序》等文，高度评价黄花岗之役：“……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把广州起义与武昌起义相提并论。
中山先生还专门为褒扬蜀中先烈（饶国梁、喻培伦、秦炳三）撰写《祭蜀中死义烈士文》，“……惟蜀有才，奇俊瑰落……”“……岷江泱泱，蜀山峨峨；奔放磅礴，礴江千岳；俊杰挺生，厥为世率……”
孙中山先生授予、追授了十七位“大将军”，饶国梁与邹容、喻培伦光荣入列！
1941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修建四川籍烈士纪念碑，包括以上三位和邹容、张培爵；1946年2月，喻饶秦三烈士纪念碑在重庆市人民公园内落成。
国梁不死，铸成丰碑，英魂永驻！
饶国梁的英雄事迹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大足英雄儿女！
仅仅国梁乡文武二庙练武的青年中，就有11人牺牲在晋鄂湘赣苏皖等省份的抗日战场上。该乡的刘瞻（1911—1992）是1929年入党的老革命，两次被国民党关进监狱，腿骨被打断仍坚贞不屈，被誉为“活着的江姐”，解放后曾任纺织工业部党组成员、顾问。该乡的赵庆提（烈士，1908—1950）是中共大足地方组织发展的第一位党员，并担任1929年建立的中共大足县特别支部的书记，在征粮剿匪中英勇牺牲。邻居回龙乡的青年杨德佩（1928—1952）因仰慕饶国梁烈士，更名为杨国良（国梁、国良同音，避讳），1952年11月12日在上甘岭战役中成为“孤胆英雄”，当弹尽粮绝、多次负伤的绝境之时，毅然选择与杨根思烈士同样的杀敌壮举，为守住阵地而壮烈牺牲，被追记特等功，追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
抗战胜利后，在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殉国35周年之际，饶国模撰文《黄花岗纪念日哭兄饶国梁》，不忍卒读，“……这个日子是最惨痛的日子，但于推翻民贼独夫之专制，建立民治民有民享之民国，则以一死拼之，虽死犹生，浩气长留与天壤间，夫复何悲！……”
1986年7月，大足县人民政府在北山公园重建“饶国梁烈士纪念碑”，竖起一尊仗剑而立的高大塑像，以缅怀烈士、启迪后世！
2010年，重庆市人民政府拨付专款，重新修缮饶国梁纪念馆，并在纪念辛亥革命及烈士牺牲100周年之际对外开放，谨表永恒的怀念和崇敬！
（布谷夫：本名刘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