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乡村振兴总第369期 >2023-12-08编印

　　人随厂走：曾经，奉节农民刘桂元南下务工
　　厂随人迁：如今，他带回资金技术办厂，带动就业

核心提示
　　前不久，2023中国产业转移发展对接活动（重庆）举行。事实上，在我市现有的588个就业帮扶车间中，有相当一部分产业是从沿海地区转移而来，其中许多车间都是由返乡农民工所创，他们既带回了在沿海发达地区积攒起来的技术、资金和市场等资源，又促进了稳岗就业，助力乡村振兴。
　　588个车间中，奉节有115个，是全市就业帮扶车间发展最充分、聚集效应最明显的区县。而奉节安坪镇有52家就业帮扶车间。
　　记者选取了当地最早返回且发展较好的一名创业者，试图以他的个人经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农民就业从“人随厂走”到“厂随人迁”的转变。
□重庆日报记者颜安
　　11月下旬的奉节安坪镇，气温超过20摄氏度，宛如小阳春。此时正是奉节县桂全金属制品厂负责人刘桂元生意的淡季，安排好车间的工作后，他起了个大早，去了趟奉节县城转悠。路过长途客运站时，他看到了几张正在候车的年轻面孔，背着行囊，脸上写满踌躇。
　　这一幕，把他的思绪拉回到28年前。

南下进厂
　　“不窝在家头了，我要出去闯一闯。”
　　1995年，当23岁的刘桂元做出这个决定时，家里几乎没有人看好他的前景。在家人眼中，瘦小的他怎么都吃不消外出打工那些高强度工作，在乡下虽然工资少点，但有地，再怎么也饿不到肚子。
　　刘桂元却不这样想。
　　1990年，初中毕业后的他在家人的介绍下进了本地一家酒厂，负责蒸曲药，一干就是四年。
　　1993年，家里给年仅21岁的他说了个媳妇，同年底，他的大儿子出生。
　　娶妻、生子、分户、起房子，样样都要钱，刘桂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压力。
　　“当时我的哥哥已经去了广东深圳，他每个月都会往家里寄几百块钱，还来信说广东发展快，到处都是机会，我就动心了。”回忆起当年的生活，刘桂元有点踌躇。
　　1995年2月，告别了逐渐衰老的双亲和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刘桂元揣上了600元现金，和媳妇一起南下深圳。
　　谁想这一去，竟是20多年。
　　此时的深圳，不少老街正在拆改，华强北已然成型，469米高的深圳地王大厦即将封顶。
　　除去车费，刘桂元的口袋里只剩下464元，宾馆是肯定住不起的，住招待所也舍不得。“我找了个老乡，让他偷着带我们进他打工的厂房宿舍去住，”刘桂元回忆，“遇到晚上保安查房时，就给他塞几根烟。”
　　刘桂元与媳妇进的第一个厂是做手袋的。厂里包食宿，但伙食很一般，且口味偏甜淡，不合刘桂元的胃口。
　　尽管如此，他仍然拼了命地干，第一个月就加班了186小时，平均每天要多上6个多小时。月底，两口子一共挣了927元，留下100多元生活费后，全部寄回了家。
　　或许是因为勤劳肯干，半年后刘桂元就被老板升为了管理人员，底薪提高到600元，加班费另算。
　　3年后，刘桂元跳槽到一家做雨伞的台资企业，这家企业规模不小，厂子有3000多人。
　　在雨伞厂的5年间，刘桂元依旧很拼，实现了从一线工人到采购员，再到业务主管的“三级跳”，工资也一路涨到4000元，年底还有2万—3万元的年终奖。“那时，这个厂就是我的全部，它在哪我就在哪。”他说。
　　做一线工人时，他把中棒的制作流程练得驾轻就熟；做采购员时，他摸清了哪些地方的货又好又便宜；当上业务主管后，他学会了成本控制，还接触到了财务管理等“核心机密”。
　　“一个3000人的企业，一年的毛利润有七八千万元，这让我萌生了单干的想法。”刘桂元说，“我在打工的时候就喜欢观察老板，我发现他们特别能吃苦，胆子很大敢冒险，而且商业意识很强。对照自己，我觉得这三点都具备，为什么不能试试？”
　　这一年，正好是刘桂元到深圳的第十年。

自立门户
　　下定决心后，胆大而心细的刘桂元开始筹备：机械设备从哪里买，原材料从哪里进，厂房需要多大，工资成本怎么核算……
　　算了又算，计算器上的数字始终没下过70万元。刘桂元拿出多年积攒的17万元，哥哥出了10万元，却连一半都没凑得上。
　　没法子，只能找家里开口。
　　奉节是一个农业大县，“工字不出头”是这里广为流传的一句俗语，意思是打工不能打一辈子。
　　这一次，家里很支持，父亲到处找亲戚朋友借了100万元交给他——2004年10月，刘家兄弟合办的兴铭建五金行在深圳正式成立。
　　“当时空有一腔热血，把创业想得太简单。”刘桂元说，忙前忙后把前期工作都做完后，终于意识到在经商路上人脉关系的重要性。“全世界的伞具95%产自中国，其中深圳是全国最大的基地之一，而深圳的伞具产业又集中在几家企业手里，他们的‘自留地’自然容不下我这个来自重庆的打工仔。”
　　他只好开始了“极限”自救：一方面，以高于市场价5—8%的价格进货，还以现金方式结算。另一方面，压低产品售价，一打铝中棒的出货价比市价低2元。最重要的是，交易一定要隐蔽、再隐蔽，不让那几家大企业知晓。
　　凭借着压缩到极致的成本，他们总算突出了“包围圈”，在深圳龙岗有了立足之地。
　　第二个难关很快到来。2006年下半年，兴铭建五金行的产能提升到每月2万打。进货量增加，工资开销增大，回款不及时等原因让厂子的现金流告急。
　　厂里的工人吴永平至今还记得那一天的情景，几十个跟随刘桂元一起创业的农民工被召集到厂外的一块坝子上“开会”。坐在一群眼巴巴望着他的人中间，刘桂元显得心事重重。
　　“厂里账上没钱了，大家愿不愿意接着干？”一向直言快语的刘桂元从来没有像那样吞吞吐吐。
　　闹哄哄的会场因为这个糟糕的消息安静下来。人们开始沉默，大口大口地喝茶，或者埋着头抽闷烟，没有一个人表态。而里面抽烟抽得最凶的就是刘桂元，“我那几天晚上都没睡着觉，坐在门槛上，基本上每晚上3包烟。”他说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
　　最终，大伙决定相信他！刘桂元把出货商增加到8家，其中对要货量比较大的4家，他再次降低售价，但要求对方付现金，为的是周转资金。就这样，他们又一次从“死亡线”上挣扎了过来。
　　“后面就是连续几年的好日子了。”他说，深圳进行产业转型升级，他们两兄弟索性将厂子迁往惠州，再加上当地一些企业的退出，正好让他填补了市场空白。至2010年，刘桂元的产能继续提高，一年的纯利润达到200万元，“100万元借款也是在这个时期还清的”。
　　这时候已被称为“刘总”的他，应酬变得非常多。“要和上下游厂家常联络，和当地部门打交道，接待少不了。”刘桂元说，毕竟自己是个外来户，没有多少社会上的人脉关系。

“候鸟”归巢
　　刘桂元不是没想过落户的事。他在惠州买了房，儿子在小学四年级时转学到惠州，女儿2005年在那边出生并长大。
　　故土虽远，乡音难改，他和妻子自始至终说不来“白话”。更重要的是，父亲在2016年去世，家里就母亲一人。虽然两兄弟在家中装上了摄像头，但年事已高的母亲一不出现在摄像镜头里，他们还是有些担心。
　　此时，沿海的生意急转直下。一方面市场竞争愈发激烈，另一方面招不到工人。
　　刘桂元跟随别人去江西考察过，不是太满意，后来又去了越南、柬埔寨，也不尽如人意。
　　2017年，他回到奉节老家时，看到了不少人在家里闲着，如获至宝，当地政府也向他发出了诚恳邀请。
　　刘桂元面临选择：是继续漂泊还是返乡创业。思来想去，他决定把厂子“搬”回家乡，他带回了南下积攒的资金和技术，把落脚点放在了家乡，开始从广东拉材料到奉节县安坪镇加工，并把成品运回广东销售，做起了“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业。
　　2018年6月10日，两兄弟的奉节县桂全金属制品厂正式启动，是当地最早的返乡创业者，在全县也是最早的一批。
　　和两兄弟一起回来的吴永平、王会俊，都是安坪镇人，跟刘桂元一起打拼多年，回来后都升任了管理人员，月工资分别为6000元和5600元。
　　家乡不缺人。厂里第一次招聘就来了300人，里面有许多刘桂元的熟面孔。他只需要40人，只好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录取了前40名。
　　一系列优惠政策接踵而至：
　　政府用东西协作资金帮建厂房，前三年租金免两年，租金仅为3元/平方米；
　　工人中脱贫户比例达到30%且工资达到2300元/月，就可申请扶贫车间（后改为就业帮扶车间），一次性获得3万元补贴；
　　带动脱贫户、低保户、残疾人户三类人员稳定就业，政府给企业提供每人每月500元的稳岗就业补贴；
　　……
　　这一切，都让刘桂元觉得，回来是正确的选择。
　　烦心事当然也不少。
　　家乡的人力成本低一些，劳动力素质也要低一些，产品的成品率要差一截。刘桂元第一次接回来的50万元订单，有20万元直接报废，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了一年左右。
　　产品不合格，在沿海可以追责和罚款，但在家乡这个“人情社会”行不通，“最多口头上说两句”。
　　此外，原来较多的俄罗斯订单，因为俄乌战争的爆发而骤减，基本上处于断线状态。刘桂元没想到，远在欧洲的战事，竟影响到了他这间地处秦巴山深处的小工厂。
　　与此同时，广东的工厂仍然存续，但生产业务已不多，其主要作用是联系客户和研发新品，与奉节厂的关系，类似于“前店后厂”，奉节还是大本营。
　　而维护客户关系的核心人物是刘家两兄弟，每月他们都要如候鸟般去一趟广东，在人来客往中接订单、找货源。
　　再过几天，刘桂元又将前往长途客运站，为奉节厂带回新的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