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龙水湖/大观总第329期 >2023-10-13编印

□李小强文/图
　　自晚唐景福元年（892年）昌州州治迁徙至大足后，一直到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州废的近四百年间，大足一直是昌州（辖今重庆市大足、永川、荣昌三地）州治所在地。
　　在今遗存的昌州时期文献和石刻造像与碑刻中，留下了较多的佳话与史事，昌州时期酒文化就是其中之一。
　　在昌州的酒文化中，昌州官员的活动，有较多的记载。
　　将昌州州治迁徙至大足的昌州刺史韦君靖，面对晚唐“夕阳无限好，可是近黄昏”的局势，在多年的战役之中他始终以礼待人，在北山的晚唐《韦君靖碑》中，说道“每遇良辰美景，月夕花朝，张弦管以追欢，启盘筵而召侣。周旋有礼，揖让无哗，樽酒不空，座客常满，王衍之冰
　　壶转莹，嵇康之玉岫宁颓，其礼让谦恭又如此也。”在短暂的和平时间内，韦君靖与将士们总是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共举盏、同畅饮，以至于如同建安七子之一的嵇康一样“玉岫宁颓”的醉意之际，对待将士们仍是“礼让谦恭”。而这一樽酒，也见证了晚唐风云激荡的历史，见证一位具有家国情怀将领的胸怀与品质！
　　而在两宋时期，昔日的兵戈声，在觥筹交错的激荡之际，变成了一种雅致的生活方式。宋代，昌州的社会局面总体上安宁祥和，宋代太守于倞作有《道院记》，文中就说道“昌介于资普富义泸合之间，其俗朴厚，又多秀民”（见宋代王象之编撰《舆地纪胜》）。这一点，从当时昌州知州的几例与酒相关的生活即可管窥一斑。
　　宋代宣和年间（1119—1125年）任昌州知州的张唐民，在其《题扪参阁》诗歌中写道“讼简民纯羡小州，两衙才退似归休。一怀山果三升酒，暮掩青峰即下楼。”这位知州在任期间，百姓淳朴敦厚，民间诉讼极少，下班后感觉就如同退休了一般。因此，他常常怀揣山地出产的果品，带上三升酒，在扪参阁中留恋忘返，直至暮色掩盖山峰。这三升酒的滋味，无疑是散发着当时官民和谐关系的气息。
　　南宋初期，时为知州何格非在南山写有一首唱和诗，其中说道“石水发茶云脚白，金瓯劝酒泼醅浓”，这金瓯是酒杯的美称，泼醅是重酿未滤的酒。在这首诗中，还说到“幸忝承宣颁一札，因闲劳苦问三农”，大意是他受命来到昌州任职，经常向居住在山村的村民了解疾苦。可见，他是一位注重民情民风的官员。
　　光绪年间的《大足县志》中记载，在宋代嘉泰癸亥年（嘉泰三年，1203年）重阳节后二日，郡丞何縯与同僚多人来到北山“饮萸菊之余香，领岩壑之幽意”，当时太守也“遣樽助兴”。在重阳节饮菊花酒、登高望远，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习俗。从这则今天已经在石刻中消失的题记中，可知宋代昌州官员们的雅兴，他们留恋在北山石刻的艺术殿堂之中，甚至连当时的知州也来助兴。这一氛围，无疑是当时社会祥和安宁的另一种体现。
　　自然，这种氛围也影响到当时昌州的乡村之中，人们在成人的孩子婚宴之际相互道贺，在亲友多年外出归来之时寒暄不已，在邻里之间共商大计之刻杯酒言欢……如此种种，演绎着他们世俗而又雅致的平淡生活。
　　仅从上述这些例子，可见昌州酿酒的历史至迟在晚唐时期就已经较为发达，至两宋时期则更为普遍，所以，在南宋淳祐四年（1244年），当时四川的安抚制置使余玠，因为听闻合州巴川县（今铜梁）阳枋颇有德学，遂请其出仕，其后就担任了昌州的“监酒税”一职。而阳枋尽管在昌州其后不到一年，但其间颇有作为。
　　昌州酿酒业较为发达，那自然也在民间有更多的体现。不过，酒既是一种情怀、一种雅兴，也是一种放恣、一种狂妄的源头。
　　这一点，身为北宋昌州的一位庄园主——严逊就意识到它的危害。他在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的碑刻中，记载了他的人生经历和在石篆山造像、栽培松柏的情况，当这里形成了一处景观之后，也吸引诸多游人到来，其中也有不善之人，“肆很恃强，侵侮凌辱，或酗酒博塞，以致争竞”，可见当时民间也有放恣过度而导致酗酒之风蔓延的现象。
　　而营造于昌州后期的宝顶山大佛湾第20号地狱变相龛之中，一组关于醉酒的雕刻，则把酗酒过度的现象，生动地展现于崖壁之上。
　　这幅图，位于龛左下方，为十八层地狱之一的截膝地狱。雕刻有四组造像，第一组为醉酒图，刻酒后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间不认识的情节；第二组刻尪崛摩罗酒后杀父乱伦等情节；第三组刻沽酒图，一卖酒的女子手捧酒瓶，身旁一男子手捧酒具正向一世俗中人劝酒；第四组刻罪刑图，刻一女像，赤裸上身，头无鼻孔、双目、双耳，手无十指，脚无双足。旁边一头发竖立的鬼卒，手持刀正在向受刑者截其双膝，左边有一位戴枷锁的罪人，枷上雕刻“三为破斋并犯戒，四为五逆向爷娘”。
　　戒酒图在地狱变相的地狱场景中，所展示的内容、人物以及生活哲理等颇为丰富。
　　首先，是饮酒的习俗，如在劝酒图中准备倒酒的女子，眉清目秀，双手所持的酒瓶，在宋代时期较为常见。宋代时期出现一种身形细高修长的盛酒的器具，一般称为经瓶，典型的如上海博物馆藏高达43厘米的“醉乡酒海”经瓶、故宫博物院高达31.9厘米的登封窑虎纹经瓶等，在河南禹县白沙宋墓出土的壁画，有人也持类似器具，“根据持瓶人头巾所系之卷上墨书有‘昼上崔大郎酒’一语推之，当为盛酒之器”（宿白《白沙宋墓》）。在她的身前，有一男像，头裹巾，长眉细眼，双手在胸前托一个圆盏，盏上置盘。从二人所持器物来看，应为在劝前面一男像饮酒。这三像的组合，应是当时昌州时期世俗中人常见劝酒场景的再现。
　　其次，这组图中雕刻技艺也颇为精湛，尤其是那些酒后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细致传神，如“父不识子”图中，父亲袒胸露乳坐在石台上，儿子在旁问候，父亲侧脸一边毫不理睬。特别是“夫不识妻”图，丈夫头巾丢失，仅可见束髻，双目微睁，眼神迷离，一手抓住妻子的右耳，衣衫极为不整，袒露胸腹，一反常态。其旁的妻子左手抓住丈夫的衣襟，右手抓住丈夫的发髻，正在搀扶着丈夫，生怕他稍不留意就跌倒在地。该图匠师特别刻画了丈夫酗酒后的醉态，从眼神到衣饰，可以说把握住了醉酒之人的情态，惟妙惟肖地展现了醉后“夫不识妻”的场景。
　　最后，这幅图是给世人带来的深思。雕刻此组图的本意，据图中雕刻的两则铭文，为劝告世人戒酒。但是，作为世俗百姓又如何看待呢？这个提问，每一位来到造像的人，都有着自身的感慨。当然，古人云“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那么，这酒不也是同一个道理，既可以雅尚，也可以放恣。自然，大多事理都或许如此，把握好一个度，在其间悠闲、倾诉着自己的种种心态，而不是超越成为了一种毫无责任甚至违背法律的放恣。
　　从大足一地的石刻图像和文献中，可见保存着造像、碑刻、古诗、民俗以及伦理等多方面的酒文化史料。其不但雕刻精美，而且内涵丰富，尤其是宝顶山“戒酒图”，在石窟艺术中颇为独特，引人注目，雕刻精湛，发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