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龙水湖/红岩故事
□张从辉（重庆）
每年当教师节来临的时候，总会牵动着我的思绪，对我引以自豪的父亲充满深深的怀念。
三十八年过去了，在第一个教师节的庆祝大会上，父亲作为优秀教师代表，在主席台上交流发言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作为一个民办教师，一定要种好两块责任田，一块在教室里，一块在责任田里……一个个孩子，就像一颗颗幼苗，必须得细心呵护，精心培育……急不得，懒不得。如果种坏了，心疼啊……”
父亲是个民办教师，也是村小学主任教师（上世纪八十年代，每个中心校下辖的村都有村小，而且规模不小，多的村甚至有三四百学生，当时中心校管理不过来，就委派在教学和有管理上都有经验的老师担任主任教师，具体负责村小管理。那个时候当地老百姓都习惯称主任教师为校长）。由于父亲工作认真负责，再加上是正牌的师范校毕业，学校非常信任他，就任命他为村小主任教师。在第一个教师节的时候，学校为起到示范带头作用，安排父亲作为民办教师优秀代表在大会上交流发言。
父亲在台上发言，显得有些紧张和激动，因为他教书十几年，是第一次当上优秀教师，更是第一次从教室的讲台走上这么大的主席台。他的发言虽然声音有些小，却非常坚定，甚至还有些诙谐，时不时赢得台下阵阵掌声，特别是最后那句：“话不多说了，季节不等人，趁教师节有点空隙，回家种萝卜去喽……”
父亲诙谐的发言被台下的掌声淹没了，那个时候我也刚走上教师岗位，竟激动得情不自禁地站起来为父亲鼓掌。
我从小到大最佩服的人就是我父亲，六、七十年代，我父亲在我们村子里的人的眼里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因为他是村子里唯一的文化人，大家都还称他为秀才。
父亲总爱在我们面前谈他读书的事情，尤其是谈他考起初师的那件事，总是滔滔不绝，而且脸上堆满了自豪的表情。五十年代末，大足和荣昌合办初师，两县共招初师生50人，我父亲去报名考试，竞考上了。当时找大队书记盖章，他跟在大队书记屁股后跑了几十根田坎。后来大队书记没法，在盖章的时候冒了一句：“你娃儿以后有文化了莫翘哦！”说来父亲也运气不好，初师读了一年就遇到扩招，他那一年所有师范毕业生都末安排工作，后来父亲就当了个民办教师，每谈到这里，父亲总有些遗憾。不过还好，在父亲59岁那年，遇到好的政策，终于转为公办教师，弥补了他多年的遗憾。
父亲很有头脑，总是给生产队出一些点子，大家都称他为“军师爷”，我叔公是队长，有事总是找我父亲商量。于是生产队开了个砖瓦厂，生意很好，在那时很多地方劳动日只投“8分”的年月，我们生产队劳动日竞投了1元钱。后来上面来人割资本主义尾巴，但见这个砖瓦厂对社会的贡献大，竟也不了了之。为此，大家都很信任我父亲，特别是左邻右舍，对我父亲简直就是一种依赖，什么事做得做不得，划算不划算，都要来问我父亲。我记得最清楚的是隔壁的二婶，那年队上死了一头牛，在分肉的时候，牛脑壳是按三分之一的斤两来计算，当时二婶就问我父亲要不要得着，我父亲当时就答复“干得着”，后来二婶把牛脑壳煮熟，她竟撕了一大簝箕肉，乐得要请我们全家人去尝尝，我父亲没去，我却不懂事，饱餐了一顿。
父亲更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原本一天工作很忙，除了教书外，还要种责任田，但他一有空就总爱帮助左邻右舍，告诉庄稼要怎样做才能高产，什么时候种才能卖个好价钱，只要经他谈的硬是教灵。
在我们这个穷村子，父亲最能帮上忙的就是给人家写信了，而且从不收一分钱。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除了传口信外，书信就成了农村唯一通讯工具了。因此，每到晚上，我家总会闹热一阵，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围坐在我家院子里，当然不全是为了写信：有听父亲讲故事的、替家里算计的，还有就是请教种庄稼的，也有姑娘大姐向母亲请教打鞋底的，还有纯粹来耍的。这个时候我父亲最高兴，脸上不免也流露出一种自豪感，这时也是我和妹妹最高兴的时刻，总是会拍着小手高兴地说：“哦！哦！又有好吃的啰”。因为除了跟着父亲自豪外，还要享受督伯大娘，大哥大姐带来的感谢物品：花生、瓜子、棒棒糖。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说，也就是最好的奢侈品了。当然也有烦人的时候，有时候半夜了有人敲门叫父亲帮忙写信，这一般都是些情窦初开的姑娘，我想大概是除了是晚上想心上人睡不着觉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怕大伙在旁不好意思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吧。这个时候，劳累了一天的父亲仍然乐意地给人家写，而且写完了还要念上一遍，直到对方满意为止。有时候遇到啰嗦的，还会写到凌晨三四点钟。
父亲现在虽然离我们而去了，但父亲生前的言行却时时刻刻影响着我们，他除了教我们知识，更教会我们做人的道理。特别是父亲在教师节所说的两块“责任田”，更是提醒着我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必须有的那份沉甸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