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专题总第295期 >2023-08-20编印

□新渝报记者张琦
　　从湮没千载默默无闻到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厚重历史和人文积淀引人入胜。从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到上千篇论文的发表，从没有专著到上百部图书的出版，从一般性研究到全面深入研究，大足石刻研究工作逐渐深入。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大足石刻这座学术金矿，攀崖壁、踏古迹、考文献，结社团、办会议、出学刊，探寻大足石刻的前世今生，阐释文化瑰宝的独特价值。

早期：
研究进入科考领域
　　最早关于大足石刻的研究，源自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秋大足知县张澍。张澍是甘肃武威人，著有《养素堂文集》和《蜀典》，主编了《大足嘉庆志》。任大足知县后不久，张澍多次登临南山、两次畅游宝顶山，写下了《游佛湾记》《前、后游宝顶记》等10篇文章以及诗文40余首。诗文中，张澍就大足石刻的历史源流、碑记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了考证，在诗文中保存了一些今人难得的史料。
　　清道光年间，大足人李型典撰有游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等游记。张澍、李型典的文章分别纂入了大足《嘉庆志》和《光绪志》。道光以后，《金石苑》《续金石苑》《语石》著录有大足石刻一些碑记。
　　民国时期，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在县志卷——《山脉》中记述了许多摩岩石刻造像、碑碣、题记，但他查询诸多史籍并未找到关于大足石刻的详细记载。杨家骆便组织当代史学家马衡、顾颉刚、何遂、傅振伦等15人组成考察团赴大足，前后耗时8天，对北山、宝顶山等地石刻进行科学考察。考察团将考察到的内容辑为《大足石刻图征初编》，作为《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的首卷。1947年，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在普林斯顿大学作学术报告，首次将大足石刻介绍给国际学术界，反响强烈。
　　《大足石刻百年研究综述》一文指出，大足石刻前期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大足石刻研究进入了科考领域。如分区、鉴定年代、编号、绘图、摄影。第二，确定了大足石刻的地位，堪与云冈、龙门鼎足立。第三，大足石刻在国内报刊上首次出现，引起了学术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打破了长期湮没无闻的局面。
　　大足石刻的前期研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前期研究还停留于介绍大足石刻内容和资料整理方面，从理论上探讨大足石刻的文章不多。

新中国成立后：
研究逐步上升到学科高度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拨款建设石刻保护设施，酷爱家乡石刻的陈习删为大足石刻保管所副主任。1953年大足县政府明文公布保护北山、宝顶山等十多处石刻。其后，石刻保管所更名为大足县文物保管所。
　　1955年，已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的陈习删写成《大足石刻志略》，对大足石刻存像百尊以上者即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妙高山、半边庙（即舒成岩）七区，分二十七段，征之佛教典籍进行了考析、著录，并综合前代诸家之文，逐一辨证。最后在论略中对大足石刻的历史、宗教、艺术价值逐一论述；对镌造大足石刻的工匠进行了考证；对研究大足石刻之崇古、崇外及易被忽略之“雕刻绘画历史发展事件和唐宋给事蜀人最多最精事件”两件史实进行了研讨，是第一部较为详细研究大足石刻内容的著作。
　　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足石刻对外开放和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特别是1982年大足石刻研究学会成立后，多次举办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对挖掘和阐释大足石刻的重大价值，推动和促进大足石刻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2000年11月，大足石刻研究会已召开五届年会，会员由开始的50人发展到200多人，遍及全国有关专家、学者。1985年至2000年，据不完全统计，各种著述，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学会收到的论文，共有专著、图册、简介、音像品、报刊文章等各种文献1650余篇目。
　　随着大足石刻学术研究的不断繁荣，以建立学科为主的研讨会应运而生，把大足石刻研究上升到了系统研究高度。
　　目前，除了大足石刻研究院作为“大足石刻学科”研究的主体机构以外，还在四川美术学院南京师范大学成立了“学科”研究中心和“学科”协同创新中心，培养硕士研究生。
　　大足石刻研究院还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积极搭建国际学术研讨平台，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专家、学者，多次前来访问、交流，并从宗教艺术、石窟考古、世界遗产、碑铭文献、信仰义理等多方面对大足石刻进行深入研讨。

《大足石刻全集》问世：
研究走向新起点
　　11卷、19册、1200万字、2983张绘制线图、5794张拍摄图片，参与编写、测绘、摄影、编辑、校对的人员超过200人，历时16年……这是我国对大型石窟群进行全面编纂的第一部考古报告集——《大足石刻全集》。
　　这部2019年9月正式出版的报告集，无愧为大足石刻研究划时代的里程碑，成为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石窟寺考古研究的力作。在《大足石刻全集》出版座谈会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黄克忠曾评价道：“《大足石刻全集》不仅是考古报告，更是完整的文物信息档案，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了大足石刻的生命。”
　　《大足石刻全集》首次对大足石刻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5处石窟（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整理，为600多个龛窟的造像留下了客观真实的“身份证”。《大足石刻全集》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对大足石刻的文物本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融汇科学性、史料性、文献性、记录性、艺术性于一体，涵文字报告、实物图版、研究专论与附录索引于一书，打造了大足石刻最完整的文物信息库。
　　《大足石刻全集》中也铭记了先贤的贡献。其中的第十卷为历史图版卷，这一卷收录了1940年初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部分成员在大足考察期间所拍照片，以及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组织的大足石刻考察团所拍照片等珍贵历史影像。
　　“《大足石刻全集》的问世，为大足石刻研究奠定了最权威坚实的本体史料基石，成为大足石刻研究新出发的起点。”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蒋思维说。
　　就在上个月，大足石刻研究院的文保人员来到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开展巴蜀地区石窟寺史料的抢救性收集与整理工作。这是由大足石刻研究院牵头实施的《巴蜀石窟全集》编纂工作中的其中一站，从今年3月开始，已相继对重庆的合川、潼南，四川的广安、安岳等地石窟进行了科考式摄影、拓片等基础资料收集，下一步，将对巴蜀地区现有石窟寺及摩崖造像2850处，进行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最终形成《巴蜀石窟全集》。
　　“秉承前人先贤的文化自觉及其信仰般的力量，不断延续大足石刻的学术薪火，不断传递大足石刻的人文光辉，是全体大足文博人的心声。”蒋思维表示，“大足石刻研究院今后将持续开展‘石窟文物风化评估研究及保护技术应用示范’等国家级科研项目和‘巴蜀宋代石窟艺术与宗教文化研究’等省部级、厅局级科研项目，加快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
　　“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一千多年前，大足石刻的创刻者之一赵智凤这样发愿。
　　“开山化石，励志图新。”一千多年后，大足石刻的研究者们秉承着工匠精神，记录着传奇之美，用行动讲述着一个个砥砺奋发的动人故事。
　　阐释大足石刻价值，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