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要闻
□罗义华
7月29日，在重庆枇杷山书院，由四川美术学院史论系教授牟群开讲的《发现重庆历史文化大讲堂2023年第6讲——大足宝顶山石刻开凿者重考》讲座，以全新的学术视角，打开大足宝顶山石刻造像新的“哥德巴赫猜想”。
牟群的主要观点为：大足宝顶山石刻不是民间工程，而是皇家工程；赵智凤不是开凿者而是工程代号，传世雕像原型亦非赵智凤；释迦牟尼涅槃卧像前头戴冕旒者正是宋光宗赵惇本人；宝顶山摩崖不是密宗道场，而是佛教六宗集成等。
牟群从八个方面论述了他的观点——
一是宝顶山石刻群与敦煌、云冈石窟同量级规模，博大精深构思缜密，工程浩瀚，耗资巨大，绝非赵智凤一己乡僧及地方力量所能。宝顶山工程有小样工坊即小佛湾，这是中国其它石窟并未见到的，可见其工程的高规格与缜密性，这不是地方僧营的做派。有开凿小样，是中国其它三大石窟所没有的，非皇室工程莫属。古今中外，凡是上规模的宗教礼仪，无一不是皇权的参谋。宝顶石刻这样辉煌浩大的佛教工程，几乎不可能是地方权力、资源动员能力能够胜任的。古埃及金字塔、罗马决斗场、卢浮宫，以及中国的紫禁城、云冈、龙门、敦煌、大足，皆为皇权所为。在中国石窟建造历史上，从无以一人之力，由一代人完成的案例。
二是赵智凤其人，南宋以降高僧传记和相关典籍并无记载，法号不明。且姓与名均犯圣讳，岂能流传于世，现存赵智凤形象并非释门大德凤仪，却类仙道人物，原型出自小佛湾经目塔南面祖师像，该像主角应另有其属。
三是宝顶山工程巨量的石方与精细的内涵，必须大量工匠与民夫，但却不见于大足地方志的记载。应视为当时的官府明知并参与，但有意避讳。宝顶山所有石刻均未按常例留下供养人与工匠的姓名印记。如果不是出于绝对权力的管控，是难以做到的。
四是宝顶山石刻巨大的工程量决定了开凿宝顶山石刻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这绝不是能由个人募捐所能支撑的，也不是当时大足和川渝地方民间的财力所能支撑的，背后一定有超级的财力支配和资源动员力。
五是宝顶山石刻将一代大教悉数收尽，佛教各宗包罗万象，精彩纷呈，而柳本尊教传亦并非纯正密宗。故宝顶山胜迹，绝非依赵智凤密宗行事、而判为密宗道场的定论所能诠释。
六是从小佛湾发现的宝顶山石刻小样作坊，说明大规模开凿宝顶山石刻前，是先有总体预案与规划的，这说明了是在巨量充足资金保障的情况下，开始宝顶山石刻系统开凿的，这绝非地方所能。
七是宝顶山皇家诗碑、佩戴周天子冕旒之皇帝像、小佛湾禁中应显碑、南宋朝廷两位重臣题词等实物可证皇室的介入。另从宋光宗与重庆史的关联，亦可推证是皇室工程祈福祛病以保皇祚的动机。而从光宁两朝政治史、宫廷史的风云沉浮、蛛丝马迹，亦可判识皇室对宝顶石刻的避讳原因。
八是宝顶石刻处处显现出与中国其它石窟不同的特征，呈现出释儒道三教融合、佛义与民愿的融合、信仰与礼教的融合、圣雅与凡俗的融合、皇祚与民生的融合，这一切的成因，应是出自川渝独特的地域风尚、美学基底的共时发生。宝顶山石刻集大成包容形态，是从开凿起始就敲定决策，而并非川密一脉和赵智凤一人的逢时应运。
一种研究观点是否能站住脚，经受住时间的检验，关键看是否有充足的信证。充分发掘大足石刻内涵，大胆假设，小心求证，通过比较、争议、考据、分析等全方位研究，才会有新的突破发展，才能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一环。
大足石刻有多少“哥德巴赫”猜想，需要全世界热爱大足石刻研究的专家、学者等各路贤达，不断探究大足石刻的千古之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为讲好大足石刻故事，让重庆唯一的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