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7：龙水湖/大观
“沱水村居”一隅。
□胡华强文/图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7月29日，北平沦陷。
同年，张大千因战事困居北平，应故宫文物陈列所之聘，出任国画研究班导师之职。翌年，驻北平日军司令部多次派汉奸出面逼劝张大千出任伪职，张大千均以各种借口推诿不从。他虽曾有过留日的经历，在日寇入侵的时候仍能坚守民族气节，心存家国情怀，眼见时势凶险，北平非久留之地，遂在朋友的帮助下，化装出逃，携家人借道天津、上海、香港，辗转梧州、柳州、桂林、贵阳、重庆、成都，“间关还蜀”，最终隐居灌县青城山之上清宫，时年40岁。
随着战事的日益紧张，日军军机开始深入西南轰炸重庆和成都两座中国大后方的重要城市。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同时也便于与文朋画友之间的交往，于1941年通过两位朋友尹昌衡（辛亥革命后曾任四川都督府都督）和林山腴（名思进，字山腴，文化学者，时任四川大学教授）的介绍，张大千租住在郫县犀浦太和场蔡家碾的钟家大院——这里恰好是一个既不过于偏僻又可暂避战乱危险的地方。直到1947年张大千在成都金牛坝自建房屋之后，才全家搬离钟家大院。如此算来，大千一家在这里租住时间有七年左右。
郫县犀浦太和场，就是现在紧邻郫都区犀浦镇的团结镇。太和场当时距成都市区26华里，是郫县四大集镇之一，川西平原著名的水码头。成都的母亲河——府河在太和场旁边昼夜不息地奔流。府河上商船云集，桨声喧喧；码头上人头攒动，一派忙碌，挑夫们络绎不绝；满载货物的鸡公车，在由码头辐射出去的大大小小的路上发出悦耳的歌声。府河，旧称沱水，这便有了张大千在民国时期书画作品中常题署的“沱水村居”这个极具诗意的名字。
诗意满满的“沱水村居”，自然就是他租住的太和场蔡家碾的钟家大院了。那时的蔡家碾钟家大院，是一座典型的川西林盘院落，充满了川西平原传统的田园之美。大院有穿斗结构白灰抹墙的小青瓦房几十间，院内花木阴翳，四季鸟鸣，还有一小鱼池更增添了庭院的灵动之气。院子后面是茂密的竹林，院子四周是广袤肥沃的田野，远远近近，鸡鸣狗吠，声声相闻。张大千一家租住在钟家大院，入乡随俗，很快便融入到了太和场最平常的生活中。幽曲的乡道，热闹的水码头，人来人往的水巷子，茶铺里，酒馆里……常常能够看到长衫美髯的张大千的身影。因为张大千在家中行八，太和场的人们便给了大千一个亲切的称呼——八老师。几乎每天一大早，亲切的“八老师”的称呼，就开始在太和场的宽街窄巷茶坊酒肆里流淌。
那时的中华大地，战火已经延烧了半个中国。在时时可闻的凄厉的防空警报声中，在偶尔传来的遥远的爆炸声中，大千一家生活在钟家大院，与整个中华民族一起，期待着抗战黎明的到来。二
从犀浦出发沿犀团路前行，在还未进入团结镇街的地方，左边有一条已经废弃的水泥乡道。乡道顺着一个小区的围墙蜿蜒而进，道路的左边就出现了一片大约有近千亩面积的荒地。这片已被弃耕多年的田野，全部被荒草占领。这一片“荒原”的四周都已被城市建筑包围，在“荒原”绿色的远处，有一片隐隐的青瓦院落。院落在眼前这一片“荒原”的陪衬下显得如此渺小，如此低矮，低矮得仿佛匍匐在绿色的尽头。那一抹青灰色影子，在雾气里起伏晃动，隐隐约约，仿佛海市蜃楼。那就是大千先生一生念念不忘的“沱水村居”。
这是一个大体四边形的院落。院坝右边的那一排房子，就是张大千当年的画室。中间一个双扇大门，房屋并排着四五间，都白灰糊墙，木格方窗。那些虽然沾满了灰尘，却还固执地白着的墙壁上，写着毛笔字。屋子里垃圾遍地，霉味刺鼻。整个院落全然破败，有些墙壁都已经垮塌，房间露出昏暗的空洞，地面上堆着之前的住户丢弃的破烂沙发和垫子，垫子上长满了霉菌。房顶上盖的青瓦还算完整，个别地方叠盖了一些石棉瓦。
院坝左侧的后面是一片缝隙里长满了野草的水泥地，在距离屋檐稍远的地方，就可以感受到黑森森一大片瓦屋顶的气势——这时，就可以想象出钟家大院当年的气派来。
当年，张大千是带着他的三位太太和一群子侄近20人住进钟家大院的。
他被太和场的人们亲切地称为“八老师”。一声“老师”，是中国民间对读书人的最高敬意。因为读书人懂道理会说话，他常常被太和场那些闹纠纷的人们请去主持“吃讲茶”。他曾给一位农家女子画肖像换了一双草鞋，应镇长朋友的请求为历史悠久的太和场题写了挂于场口的“古太和场”匾额，画达摩像送乡村医生表达谢意，这些都不过是他作为一个画家的举手之劳。民间还有关于“大千豆瓣鲶鱼”的传说，更能说明他是一个“吃货文人”更是让人喜欢的真文人。
也许在太和场那些普通人的眼里，“八老师”就是一个会画画的人，除此之外，谈天说地，吃茶品酒，喜好美食，这与身边的人们没有二样。但是我们从中又分明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在民间广受尊重的善良、公正、真诚、天真的文人形象。当然，这里还有一件不得不提的事——他在钟家大院遇到了陪伴他后半生的四太太徐雯波。
每天早晨，张大千都会信步走出钟家大院去太和场上的茶馆喝早茶。他踩着一条泥路穿过一片田园来到府河边上，走过那座横卧在府河上的坚永桥，穿过水巷子，来到太和场的街上。他刚走进一个茶铺，就听得此起彼伏的叫声：“八老师的茶钱我开了!”“八老师，你的茶我请了！”
偶尔会听到从遥远的成都市区传来日机的轰炸声。远离市区的太和场是平静的，蔡家碾的钟家大院是平静的，钟家大院里铺开宣纸的画室是平静的。然而画家的心，却不平静。也许他并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的文人，可他一定是一个心系民族命运的文人。
侵略者的炸弹吓不到一个心怀民族大任的文人的脚步，内战的爆发也不能冷却画家那颗火热的艺术之心。在那些艰难动荡的岁月里，他多次远赴青海、甘肃，考察佛教遗迹，临摹敦煌壁画；他也曾赴大足、资阳，考察摩岩造像，研究石刻艺术；数度登临峨眉，观览祖国壮丽的河山……回到钟家大院，他摊开巨幅画纸，挥毫泼墨，将一幅幅早已成竹在胸的壮景呈现于纸上。在钟家大院的七年时间里，张大千先后创作了《暮江归帆》等大量佳作。在1946至1947年间创作的诗画作品上，大多题署有“沱水村居”。
“沱水村居”，这四个字本身就是一幅山水画。府河滔滔，阡陌纵横，竹篱茅舍，小桥流水，杖藜炊烟，钓者孤舟……这分明是一个入世者深藏在心中的世外桃源。在那个时代，文人们最悲愤的哀叹是“华北之大已安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相较而言，在沱水村居里，能一直安放一张宽大的画桌，这无疑是大千先生的幸运。三
1949年，张大千赴台举办个人画展，同年11月下旬搭乘国民党军机返回成都；12月6日携四太太徐雯波乘军机再次赴台。
斯人此去，竟再无归期。
张大千从1938年40岁时“间关还蜀”，到1949年51岁时离蓉赴台，正值春秋鼎盛，又恰好经历了中国现代最复杂最动荡的年代。一个出生于四川内江，早年有过留洋经历，40岁之前就已旅迹遍及华夏的文人，即便是为了躲避战乱，他可以选择的地方自然很多。他之所以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回到四川，无非就一个原因——一怀乡愁。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当时离蓉赴台的心里动因，也不知道他是否有过抉择的犹豫甚至痛苦。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当军机在成都北郊的凤凰山机场轰鸣着腾空而起，从蓉城上空飞过去的时候，他也许透过飞机的舷窗，努力寻找过太和场钟家大院的影子，他也许放眼远眺过青城山那一片隐约的苍翠和西岭千年不化的积雪。他的心中，一定会涌起无数相关的往事和无尽的感慨——太和场的茶馆、沱水的清流、蔡家碾的田野、钟家大院的林盘；青城山的暮鼓晨钟、日机投弹的爆炸声、乡野林盘间的鸡鸣狗吠、钟家大院里孩子们的欢笑……再看看身边那位将陪伴他后半生的年轻女子，他心中涌起的不知是欣慰还是悲凉！
张大千1949年赴台，自第二年始，便开启了长期旅居海外的后半人生。印度、日本、阿根廷、美国……1954年迁居巴西圣保罗，之后又多次赴欧洲的法国、瑞士和东南亚国家，直到1976年78岁时，才回台北定居。如果将他后半生的足迹全部用线条连接起来，你会发现那些线条在东亚南亚、南美北美和欧洲亚洲之间反复重叠，甚至在香港、台湾之间反复重叠，然而在咫尺之遥的中国大陆的土地上却再也没有踏上过一个脚印。从他离开大陆至他逝世的三十四年间，其实满打满算他真正安居台岛的时间也差不多只有六七年。如果我们去深入探究一下他赴台之后很快就开启了“流落海外”的生活的原因，也许我们可以窥见到一个生活在动荡时代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藏在心中的秘密——那个秘密，一定与乡愁有关。
张大千虽然是一位名扬世界的大画家，却也是一位具有典型中华文化传统意识的知识分子。在复杂的政治风云的挟裹下，他最终成了一位羁旅天涯的“行客”。而万里投荒，心念故园的“羁旅之愁”，在他后半生很多文字和画作里都有表达。他早年的画作就常常署名“啼鹃”，这两个字已清晰地蕴含了他对蜀地深切的故园之情。1959年，他画了一幅《青城老人村》，并题诗二首：“十载投荒愿力殚，故山归计尚漫漫。万里故乡频入梦，挂帆何日是归年。”“投荒乞食十年艰，归梦青城不可攀。村上老人应已尽，含毫和泪记乡关。”他在《山溪村舍》和《赠大陆友人青城泼墨山水》上又分别题诗：“十年去国吾何说，万里还乡君且听。行遍欧西南北美，看山须看故山青。”“寰海风光笔底青，看山还是故乡亲。半生结梦青城宅，蜡屐苔痕画里情。”
山水美景尽青城，梦中满是故山青。脚步走得越远，对故乡就爱得越深沉。曾经的足迹所至，无不使人魂牵梦萦。太和场、蔡家碾、钟家大院——沱水村居，也必然凝固在了他的乡梦中。虽然他的人生被命运捉弄，而他的诗笔和画笔却如杜鹃啼血，让人品之不觉潸然。
钟家大院，也许不久就将消失，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沱水村居，必将作为一种美好的意象镌刻于郫都大地，化为一种深沉的精神力量，推动着人文郫都走向无限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