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要闻总第105期 >2022-11-15编印

□新渝报记者胡玉龙
　　从屈指可数的几篇文章到上千篇论文的发表，从没有专著到上百部图书的出版，从一般性研究到“大足学”的建立，大足石刻研究让尘封在历史中的文化瑰宝闪耀出了新时代的光芒。
　　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于大足石刻这座学术金矿，攀崖壁，踏古迹，考文献，探寻大足石刻的前世今生；结社团，办会议，出学刊，挖掘大足石刻的厚重历史和人文积淀。
　　七十年，大足石刻的研究“热”了。
早期：研究进入科考领域
介绍大足石刻内容和资料整理
　　最早关于大足石刻的研究，源自张澍。张澍是甘肃武威人，清乾嘉时期有名的学者，著有《养素堂文集》和《蜀典》，主编了《大足嘉庆志》。他于清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秋任大足知县，不过半年，多次登临南山、两次畅游宝顶，写下了《游佛湾记》《前、后游宝顶记》等10篇文章以及诗文40余首。张澍在文章中就大足石刻的历史源流、碑记历史事件、人物等进行了考证，在诗文中保存了一些今人难得的史料。但张澍的研究主要还是凭着直观和学识，就事论事。
　　在清道光年间，大足人李型典撰有游石篆山、石门山、妙高山等游记。张澍、李型典的文章分别纂入了大足《嘉庆志》和《光绪志》。道光以后，《续金石苑》《金石苑》《语石》著录有大足石刻一些碑记。
　　到了民国时期，中国学典馆馆长杨家骆在县志卷——《山脉》中记述了许多摩岩石刻造像、碑碣、题记，但他查询诸多史籍并未找到关于大足石刻的详细记载。杨家骆便组织当代史学家马衡、顾颉刚、何遂、傅振伦等15人组成考察团赴大足，前后耗时8天，对北山、宝顶山等地石刻进行科学考察。考察团将考察到的内容辑为《大足石刻图征初编》，作为《民国重修大足县志》的首卷。
　　大足石刻前期研究有三个特点：第一，大足石刻研究进入了科考领域。如分区、鉴定年代、编号、绘图、摄影。第二，确定了大足石刻的地位，堪与云岗、龙门鼎足立。第三，大足石刻在国内报刊上首次出现，引起了学术界及有关部门的重视，打破了长期湮没无闻的局面。
　　大足石刻的前期研究，获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前期研究还停留于介绍大足石刻内容和资料整理方面，从理论上探讨大足石刻的文章不多。
1955年：《大足石刻志略》最早全面系统记述大足石刻
　　晚清以前，大足石刻基本不见有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拨巨款建设石刻保护设施，任酷爱家乡石刻的陈习删为大足石刻保管所副主任。1953年大足县政府明文公布保护北山、宝顶等十多处石刻。其后，石刻保管所更名为大足县文物保管所，会同四川省文管会派员对全县文物进行调查，并对北山、宝顶山等13处石刻区造像进行登记、编号、椎拓碑刻和题记，为以后大足石刻研究铺奠了基础。
　　到1955年，已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的陈习删写成《大足石刻志略》，约十七万言，将大足石刻分系统进行了研究。
　　《志略》中惟取其中存像百尊以上者即北山、宝顶、南山、石门山、石篆山、妙高山、半边庙（即舒成岩）七区，分二十七段，征之佛教典籍进行了考析、著录，并综合前代诸家之文，逐一辩证。最后在论略中对大足石刻的历史、宗教、艺术价值逐一论述；对镌造大足石刻的工匠进行了考证；对研究大足石刻之崇古、崇外及易被忽略之“雕刻绘画历史发展事件和唐宋给事蜀人最多最精事件”两件史实进行了研讨，是第一部较为详细研究大足石刻内容的著作。从而，结束了自张澍以来大足石刻的前期研究。
　　从1956年起，大足石刻研究向多学科扩展并向纵深发展。80 代年 ：大足石刻研究会 多方面学科向纵深发展
　　20世纪80年代，随着大足石刻对外开放和学术研究的不断发展，特别是1982年大足石刻研究学会成立后，多次举办国际国内学术研讨会和学术交流活动，对挖掘和阐释大足石刻的重大价值，推动和促进大足石刻研究向纵深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86年4月、1992年9月、1995年9月、2000年11月，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三、四、五届年会在大足召开，共收到论文180多篇；学会会员由开始的50人发展到200多人，会员遍及全国的专家、学者。1985年至2000年，据不完全统计，各种著述，各种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学会收到的论文，共有专著、图册、简介、音像品、报刊文章等各种文献1650余篇目。
　　大足石刻研究会第二、三、四、五届学术讨论会认为，80年代，大足石刻研究开拓领域向纵深发展，百花齐放；大足人群起投身研究，国内外专家学者纷纷撰写论文。到2000年底，已发表和收到的论文涉及历史、佛教、道教、儒家及三教合一、考古、图像学、美学、建筑、乐器、文保技术、摄影、电视、宣传教育等方面。运用洞窟考古以及哲学、社会学、宗教学、艺术及美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成果对石刻艺术进行了多学科综合研究。
　　1985年—2000年的大足石刻研究成果颇丰，正如成功地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样，大足石刻的地位、价值、意义向世人亮了出来。这些研究成果为“大足学”的提出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2009年：大足学 研究上升到学科高度
　　随着大足石刻学术研究的不断繁荣，“大足学”应运而生，把大足石刻研究上升到了学科和系统的高度，具有里程碑意义。
　　“‘大足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有学者提出来了，但当时名称叫‘大足石刻学’，不过响应者并不多。”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介绍说，2009年又有学者提出来，认为不应该仅仅建立“大足石刻学”，而应该建立“大足学”，这个“大足学”它不是只研究大足石刻本身，而是以大足石刻为中心，涵盖整个巴蜀石窟研究的一门地域性学科。
　　黎方银介绍说，作为一门学科，首先应该有学术机构，目前，除了大足石刻研究院作为“大足学”研究的主体机构以外，还在四川美术学院成立了“大足学”研究中心，南京师范大学有“大足学”研究中心，还和四川美术学院成立了“大足学”协同创新中心。其次是人才的培养，四川美院有一个“大足学”研究方向的硕士生的培养，大足石刻研究院与他们合作也有七八年时间了。第三，在学术交流方面，举行了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实际上就是为“大足学”的学术交流提供的一个平台。最后，在研究成果方面，大足石刻研究院有“大足学”研究文库，包括《大足石刻全集》这些成果来支撑这个学科。
　　此外，大足石刻研究院还积极搭建“大足学”国际学术研讨平台，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印度、巴基斯坦等国的专家、学者，多次前来访问、交流，并从宗教艺术、石窟考古、世界遗产、碑铭文献、信仰义理等多方面对大足石刻进行深入研讨。
2019年：《大足石刻全集》 为600多龛窟造像留下“身份证”
200多人，14年，1套书……2019年9月，《大足石刻全集》11卷19册出版，这是我国对大型石窟群进行全面编纂的第一部考古报告集，无愧为大足石刻研究划时代的里程碑。
　　这套全集首次对大足石刻中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5处石窟（宝顶山、北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进行了系统的考古调查和整理，为600多个龛窟的造像留下了客观真实的“身份证”。《大足石刻全集》借助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对大足石刻的文物本体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学研究，融汇科学性、史料性、文献性、记录性、艺术性于一体，涵文字报告、实物图版、研究专论与附录索引于一书，打造了大足石刻最完整的文物信息库。《大足石刻全集》的问世，为大足石刻研究奠定了最权威坚实的本体史料基石，成为大足石刻研究新出发的起点。
　　《大足石刻全集》中也铭记了先贤的贡献。其中的第十卷为历史图版卷，这一卷收录了1940年初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等中国营造学社部分成员在大足考察期间所拍照片，以及1945年著名史学家杨家骆组织的大足石刻考察团所拍照片等珍贵历史影像。
　　“一位又一位学人，一代又一代先贤，以其高度的文化自觉及其信仰般的力量，不断延续着大足石刻的学术薪火，不断传递着大足石刻的人文光辉。”黎方银说，70余年前的历史影像和一代代大家为大足石刻付出的心血，体现在《大足石刻全集》的字里行间，永世流传。
　　“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黎方银表示，保护好、研究好、传承好大足石刻任重道远。未来，大足石刻文博人始终秉承“开山化石，励志图新”的石刻创建精神，遵循文物保护利用的基本方针，用坚实豪迈的步伐，兑现我们对历史的承诺，践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守和弘扬，大足石刻的明天一定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