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红岩故事/龙水湖
饶国模（资料图）
□陆煦耳
时代的女儿
1895年，四川省大足县云露乡（今重庆市大足区国梁镇）的书香门第饶家迎来了一个新生命——饶国模的诞生。此时的旧中国站在世纪之交，一场动荡和变革的时代序幕正缓缓拉开。
父亲开明，小国模不同于旧时代的多数女子那般“女子无才便是德”，很小就得以进入私塾读书，并从铜梁女子中学考入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然而刚升学不久，小国模的兄长饶国梁便于1911年牺牲于辛亥广州起义中，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兄长的牺牲给此时的小国模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面对时代的阻力，国模依然坚持和同学刘国华自由恋爱，并在1915年从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缔结婚约。毕业后，怀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国模进入威远小学任职，成为了饶国模先生。
在新旧思想的冲击和兄长影响下，饶国模性格豪爽，向往恋爱和婚姻自由，反对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更向往着女性解放乃至民族的解放。这名时代的女儿，必然会走上更艰难也更伟大的征程。不做“刘太”，愿做巴清
如果按照既定的人生轨迹按部就班地走下去，饶国模或许会成为著名的教育家，在女性教育事业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就如鲁迅先生并未成为一名医术卓越的医生一般，生活的变故使得饶国模走上了实业救国的道路。
1922年，丈夫刘国华进入重庆铜元局工作，饶国模被迫辞去教师职务，带着孩子定居重庆，开始了“刘太太”的新生活。相夫教子的贤内助是多少女人的命运，荣华富贵的官太太又让多少女人羡慕，但饶国模两个身份都不想要，她想做自己。
饶国模曾协助朋友创办重庆三友实业社，后又在江北县二岩经营一座合作社性质的小煤窑。起初煤窑的生意并不景气，收入很低，但饶国模苦心经营，终于在几年后有了起色。
1930年，饶国模将大部分积蓄拿出来购买了红岩嘴的200多亩荒地，创办了大有农场。农产品的种植和销售并非一日之功，在短期内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凭借先前的经商经验，意志坚定的饶国模，开荒、修水坝、开陂塘。没过几年，大有农场出产的果品就声名远扬，销路通畅，饶国模也因此成为了四川著名的女实业家。
事业苦尽甘来，但饶国模的婚姻却亮起了红灯。丈夫刘国华官运亨通，当上了长寿县长和四川大军阀刘湘的经济顾问。官场得意的刘国华迷失了方向，染上了国民党官员的腐朽陋习，开始寻花问柳，花天酒地。
当时很多高官大员都有几房姨太太，刘国华自然也动了心思，刚开始他只有贼心没贼胆，但随着官位的上升，刘国华先是在外面纳妾，紧接着向饶国模提出娶二房，试图将小妾带回家中和饶国模一起生活。
比起丈夫生活的腐败，饶国模更对丈夫思想上的堕落痛心失望，同学时“少年心事当拿云”的刘国华已经不再，她毅然决然带着三个孩子与刘国华分道扬镳。婚姻的失败也没有让饶国模一蹶不振，她重新振作并全身心投入到大有农场的经营中。
“九一八”事变后，重庆各界募捐支援东北义勇军，饶国模果断将农场二期投资的钱全部捐了出去，成为重庆个人捐款最多的人。全面抗战爆发后，饶国模担任了重庆妇女慰劳会委员兼劳动部长，发动妇女群众缝制棉背心数千件慰劳前方将士。作为母亲，她还支持和鼓励三个孩子离开家去参加革命，二子一女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亡活动贡献了自己的青春。正如战国女企业家巴清捐资修筑长城，北御匈奴之外，饶国模不做贤内助，不做官太太，更不做富豪巨贾，兴办实业、救国救民是她一直以来的坚持。
红岩村的革命妈妈
刘国华的堕落让饶国模看清了国民党腐坏的事实，转而将目光看向了星火燎原逐渐茁壮的中国共产党。红岩，也成为了饶国模与中国共产党产生联系的关键之地。
1939年1月，以周恩来为首的13名委员组成了南方局。作为中共的特殊组织，南方局是不被允许在国统区公开活动的，因此南方局机关只能秘密设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内。两者共处一地，人员拥挤，使得部分同志被安排在棉花街30号。然而随着人员增加，这两处的房屋仍然显得十分拘谨，再加上分处两地，既不利于隐蔽也不利于开展工作。因此，周恩来特意指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等人为南方局和办事处另寻新址。
经过一番勘察，党组织最终看中了距市区大约10里地的红岩嘴，饶国模的大有农场就在此地。南方局和办事处机关的建立需要慎之又慎，于是廖志高对饶国模秘密作了全面考察，并向周恩来汇报：“饶国模思想进步，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与之交往的人，多系我地下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
饶国模的大哥饶国栋在大足县国民党党委工作，二哥饶国梁是黄花岗革命烈士和国民党的开国元勋，弟弟饶国材、侄女饶友瑚以及她自己的三个孩子全都是共产党员，与沦为国民党腐败官僚的丈夫刘国华早就公开决裂。周恩来意识到饶国模是十分值得争取的民主人士，大有农场也是机关选址的绝佳地点。
尽管如此，南方局的同志仍然觉得选址一事必须谨慎，毕竟当时的国共关系瞬息万变，承办共产党的机关建立工作本身就有极大的风险，然而饶国模知晓此事后，慨然应允：“共产党是正义的，革命的，我就跟着共产党走。”
机关选址一事在饶国模的支持下迅速推进，不到四个月，三层新楼就拔地而起，这座门牌编号为红岩嘴13号的大楼也成为了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新址，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就此在红岩扎根，一待就是八年。
按照先前协定，八路军办事处拟与饶国模签订租房合同，将3000元建房款拨给饶国模。但她既不愿意签合同也不愿意要钱，在她看来，中国共产党能选中红岩，对她来说就是一种幸运，她愿意给同志们提供一个家，正如她所说：“红岩有幸留英志，英雄借此可为家。”
虽然中国共产党此时发展艰难，但仍然坚持着人民群众为先的工作纪律，面对饶国模的再三拒绝，周恩来亲自登门说服饶国模收下了3000元的建房工程款，并以“为房东安全着想，签订租房合同并在报上公布”为由，与饶国模签订了租房合同。
合同虽然签了，但后续饶国模却没收过一分房租，她把住在这里的每一个同志都当成了她的家人，增建了招待所、幼儿园、疗养所等设施。回顾过往，邓颖超如是评价道：“当年，饶国模把我们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生老病死都管完了。”
红岩村的存在，也使得饶国模成为了国民党反动派们的眼中钉。
八年来，军警特务们日夜关注着红岩村，后来干脆就在办事处对面盖了参政会大楼，还修了碉堡式岗楼，射击孔里的机枪时时瞄准饶国模的楼房，从办事处大门口到公路的几百米路上更是布满了特务流动哨，严密监控着红岩村的一切。
饶国模丝毫不畏惧，始终如一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工作。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时候就住在红岩村。他专门设宴答谢饶国模，还动情地说：“我们是一个革命家庭嘛。”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方局和办事处逐步搬走，红岩迎来了陶行知的育才学校，饶国模又办起了红岩小学。在解放战争时期，饶国模用自己的力量掩护了大量地下党员和游击队员，让他们在小学以教书工作为由从事革命活动。
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西南局决定在红岩这块有着光荣革命印记的地方办西南人民革命大学。开学典礼上，邓小平将饶国模请上了台，对着所有的学生介绍说：“这就是红岩村的革命妈妈。”
“饶国模同志”
在饶国模的一生中，她有太多称呼，比如刘太太、红岩女房东、红岩主人，但她最想让人们称呼她的是“饶国模同志”。是的，她想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早在解放战争时期，饶国模就希望能够加入中国共产党。出于对她的保护，党组织起初并未通过饶国模的入党申请，但禁不住饶国模再三坚持，通过重庆地下市委妇委书记胡其芬介绍，重庆地下市委常委李维嘉批准了饶国模的入党申请。1948年3月，饶国模成了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成为了饶国模同志。
然而胡其芬还没有将这个消息传达给饶国模同志就被捕牺牲了，李维嘉则在脱险后转移到了川西，但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饶国模同志也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没有人知道她的党员身份，包括她自己，她又做回了饶国模先生。
1950年饶国模进京，周总理和邓颖超特意将她请到中南海做客，还请来了在北京的30多位红岩老人。“一家人”开开心心聊天的时候，周总理称她为饶国模同志，这让饶国模大为感动，等她回到重庆以后，毛主席任命她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委委员会委员。1954年，周总理又提名饶国模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她还担任了全国妇联执委，一直到1960年病逝。可以说，饶国模为中国妇女的解放运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乃至新中国的建立与建设贡献了她全部的青春和心血。
但饶国模已是中共党员的这段历史一直没有得到证明，在工作中，她一直都是被当作党外民主人士来对待的，这也成为了饶国模生前最大的遗憾。
1981年，钱之光、童小鹏、刘昂、牟爱牧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纪念饶国模的文章：“从她对党的热爱，对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来说，她不愧为一个共产党人。由于当时地下党联系的困难和介绍人被捕牺牲，她的宏愿没有实现……”
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轰动，远在成都的李维嘉看到后立即向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部写报告，证明饶国模同志在1948年3月就被批准入党了。
中共四川省委对此很重视，询问了包括红岩老人在内的很多老同志，最终决定恢复饶国模的党籍。她终于得偿所愿，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也终于被称为“饶国模同志”了。
饶国模同志心怀救国理想，在中国共产党进行艰苦卓绝的浴血革命斗争时，舍弃家产、冒着危险，义无反顾地掩护党，把党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
她把红岩的土地和房产无偿捐赠给国家，实现了“他年凯旋高歌日，红岩即是众人家”的夙愿。
红岩村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名，就这样成了中国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红岩精神的象征。
英雄的红岩，史诗一般，已成为重庆人的骄傲。
英雄的故土，还在一代又一代述说着她的传奇。
她将和历史一起，永远被这个时代铭记。
陆煦耳，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后山》《小狗欢欢》《鱼背上的星星》等中短篇小说、散文，发表于《青年作家》《兰州日报》《少年先锋报》《初中生》《今日教育·读写舫》等报刊杂志。